不是看成不成，而是要看對不對——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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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
文／愛麗絲
「仍然留在香港的，包括我，很多流亡海外的，或者現在在監獄裡的朋友，縱使你們沒有機會看得到，但我很希望，我祈求天父，單單是這部電影的存在，都可以給予你一份安慰，一個擁抱。」
香港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時，如此說道。該紀錄片以鏡頭替香港人記下這一段血淚歷史，《《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一書則更清楚地以多重視角梳理脈絡，承載不該被忘卻的一切。
「我覺得拍攝一部講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電影，這行為挺和理非的呀，」周冠威一派輕鬆，但在拍攝《時代革命》紀錄片期間，他所承擔的是如勇武派前線的風險。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周冠威不免多次受傷，理工大學那回，周冠威只聽前排手足大喊讓大家快蹲下，「但我年紀一把了，反應和動作不夠敏捷嘛，」那是周冠威第一次挨了橡膠子彈，「幸虧有頭盔擋著，但那震盪感仍是很大的。」那也是第一次，周冠威體認到自己是可能有生命危險的。
走上前線，周冠威幾乎未曾退縮，唯一想過要放棄的時刻，是連累家人承擔風險時，「因為我吸入過多催淚彈返家，連太太都被影響，當時她還懷著身孕，」周冠威擔心妻子與未出生的孩子受到影響，幸好，孩子仍平安健康地出生了。
事實上，拍攝及後續選材過程裡，周冠威幾乎總把其他手足安危放在自己之前。自接到電話邀約拍攝《時代革命》紀錄片，周冠威便替自己劃定界線，「我不喊口號、不堵路，不做破壞舉動，」此後，他不再有掙扎與顧忌，一心只想完整呈現整場運動，「我唯一的掙扎，只有在拍攝時一面想記錄一切，一面想保護手足的安全。」
周冠威擔憂因紀錄片使手足曝光而危及其人身安全，選材時更以不可暴露手足身份為最高原則，「但他們反倒替我擔心，仔細一想，的確他們都蒙著面，只有我是露出臉孔的呀！」但周冠威只一笑帶過，全心想以自身專長，為香港做出一點貢獻。
「我的決定就是不符合邏輯，這是我留住自由的方法。」
「我大約十五、六歲，就決心要往電影發展，」周冠威自承青少年時期遇上許多問題，當時看過許多電影，如《伊甸之東》（East of Eden）等對其影響甚深，「是電影帶領著我，」為此，周冠威亦想有所回饋，看見雜誌封底的演藝學院招考訊息，便一心一意努力。
「但我成績太差啦，當時演藝學院門檻可是挺高的，」幾經波折，周冠威終如願以償。「電影像是我的父親，是反思、是教育、是陪伴，是電影教會我愛與公義，」周冠威笑稱自己是很浪漫的人，「也希望我渺小的生命，能對電影有那麼一點點貢獻。」
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周冠威在香港街頭、地鐵，常見政府宣傳，告訴民眾這些人全是暴徒——無疑是漫天大謊。「我堅持下來的原因，就是要戳破政府的謊言，我得說出真相。」《國安法》落地後，香港許多電影同業、媒體被迫噤聲、拘捕、停業，「他們手上的素材無法繼續完成，我也開始恐懼這些影像會被從香港歷史上抹去、消失無蹤。」
周冠威完全理解因國安法被迫放棄的同業與媒體，「他們的決定非常符合邏輯，但我的決定，就是不符合邏輯，我要符合自己心裡認為『正常』的邏輯，這是我留住自由的方法。」《時代革命》紀錄片最初以外國人為觀眾，如今更是以所有人為觀眾，周冠威用鏡頭替香港牢記這段歷史，「我希望無論是如一張白紙般的外國觀眾、或五十年後失去記憶的香港人，都能牢記這場運動。」
《時代革命》宣傳期間，周冠威更特別贈與台灣觀眾一句話：「我希望大家看完電影，能好好與自己的良心展開對話。」因為那些對不公義的抵抗，對真相的追求，是每個人的責任，畢竟，民主從非簡單可得。
近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羅斯知名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因與普丁（Vladimir Putin）私交甚篤、對俄烏戰爭持續噤聲、並未表態抵制俄羅斯，遭全球藝文界封殺。塞爾維亞籍的「反戰導演」庫斯杜力卡，同樣因其與普丁的私交飽受批判。這一切在周冠威看來，合情合理。「藝術創作者必然有社會及政治責任，我想提醒大家，政治是所有人的事情，也是每個人的公民責任。生而為人，見到不公義的事，你就有責任去提醒、去對抗當權者。」
《時代革命》紀錄片是周冠威盡一己之力的發聲，如今，身處充滿創傷、恐懼、壓力與無力感的香港社會，他仍希望未來能透過電影，給予香港些許力量，一如當初，電影曾拉了青少年的他一把。
從《十年》《自焚者》開始的使命
反送中運動裡，常見年輕學子無所畏懼的身影，相較上一輩親政府「藍絲」立場、或有所顧忌，年輕人似乎更義無反顧。「年輕人出來反抗是很符合邏輯的，他們沒有家累與經濟負擔，否則若你背著房貸，怎麼可能放下工作呢？」年輕學子的生活負擔或許相對較小，「所以他們能單純地擇善固執，而成年人總容易自我合理化。」
香港年輕一輩的擇善固執，一如周冠威內心所想。「訪問蛇仔時，覺得他的心腸跟我一樣，背後的價值觀與堅持都是一樣的。」在理大，周冠威與蛇仔最初是能全身而退的，「但我們就是不想離開，我們要和大家一起。他說出了我的心聲，讓我知道我不孤單，我不是一個人，我們的心靈互相連繫。（We are connected.)」
不僅在手足身上望見與自己相似的堅持，周冠威更曾親身見證自己透過電影對香港人的影響。「有位手足告訴我，他的政治啟蒙是《十年》裡的《自焚者》。」
最初，電話邀約周冠威拍攝《時代革命》者，看過他在電影《十年》裡的作品《自焚者》；周冠威走上抗爭前線時，也因告知手足自己是《十年》導演獲得信任。「拍攝《十年》像讓我拿到入場證，這也是我從參與《十年》拍攝就開始的使命。」
2015 年，香港電影《十年》由五齣短篇電影合集而成，五個單元各自預示香港未來十年會發生的情況，當時遭北京政府全面封殺。其中，周冠威的《自焚者》以仿紀錄片形式製作，描述 2025 年一名青年社運領袖，是首位因違反《基本法23條》入獄者，他選擇在獄中絕食身亡。而後，為此而起的香港抗爭遭暴力鎮壓。最終，一名香港支持者於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自焚，展現對已逝社運青年的支持。
《自焚者》電影於 2015 年上映，但早在 2009 年，周冠威便已完成劇本。「當時，我們正在爭取 2012 年特首與立法委員雙普選，」最終香港爭取普選失敗，周冠威似乎也因此感受到一切已達極限。「我覺得這個政府為什麼要一直講謊言？我一定得把真相說出來。」
這自然不是周冠威第一次見到北京政府粉飾太平。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還是個小學生，許多電視節目、師長都談論著，」但周冠威目睹北京政府口中的天安門事件，彷彿是平行時空裡的另一個版本，「北京政府堅稱無人死亡，我心想這怎麼可能？有沒有搞錯啊？」眼見北京政府一筆勾銷歷史的漫天大謊，周冠威自此認知到自己對誠實的執著，「天安門事件等同我建立公民意識、民主概念的根基。」
在《時代革命》之前，周冠威以《自焚者》發聲，而當時電影的預言竟如真相，如今更令人毛骨悚然地一一成為現實。
「香港人已忍耐了太久，終會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時代革命》電影宣傳時，周冠威選擇以蛇仔所言化用為宣傳語句：「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正是強調人為的積極與主動性，「事實上，重要的是我們即便被選中，也不能拒絕這項使命，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與責任。」
「吾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不是看成不成，而是要看對不對。）」
「很多時候我都不想回答這個問題。」談及對香港未來的看法，周冠威沈默良久，「就香港現況而言，很多人都是悲觀的吧，但就像《十年》裡《自焚者》那句台詞：『我常有一個宗旨：吾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不是看成不成，而是要看對不對）。』」悲觀與樂觀，在周冠威心理並存，「我是浪漫主義者，還是希望看見香港有美好的結果。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我相信會有奇蹟。」願榮光歸香港。
願榮光歸香港：
- 就讓全世界繼續利用香港吧，有這樣的作用已經很好——專訪《我們的最後進化》作者阿木
- 從《時代革命》到《香港第一課》
- 「我何嘗又唔係好撚鍾意香港（我何嘗不是他媽的愛死香港）。」
- 中共對反送中運動的主要憂慮，是使中國抗爭學習香港，挑戰其政權穩定。
- 到哪裡都會一直記得自己的身份，我不想忘記自己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