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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

愛麗絲,沒有掉進仙境的那位,a.k.a雷文克勞榮譽校友,文字就是魔法。

文/愛麗絲

「仍然留在香港的,包括我,很多流亡海外的,或者現在在監獄裡的朋友,縱使你們沒有機會看得到,但我很希望,我祈求天父,單單是這部電影的存在,都可以給予你一份安慰,一個擁抱。」

香港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時,如此說道。該紀錄片以鏡頭替香港人記下這一段血淚歷史,《《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一書則更清楚地以多重視角梳理脈絡,承載不該被忘卻的一切。

「我覺得拍攝一部講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電影,這行為挺和理非的呀,」周冠威一派輕鬆,但在拍攝《時代革命》紀錄片期間,他所承擔的是如勇武派前線的風險。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周冠威不免多次受傷,理工大學那回,周冠威只聽前排手足大喊讓大家快蹲下,「但我年紀一把了,反應和動作不夠敏捷嘛,」那是周冠威第一次挨了橡膠子彈,「幸虧有頭盔擋著,但那震盪感仍是很大的。」那也是第一次,周冠威體認到自己是可能有生命危險的。

2019年11月12日,警方與學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對峙。(©《時代革命》電影)

走上前線,周冠威幾乎未曾退縮,唯一想過要放棄的時刻,是連累家人承擔風險時,「因為我吸入過多催淚彈返家,連太太都被影響,當時她還懷著身孕,」周冠威擔心妻子與未出生的孩子受到影響,幸好,孩子仍平安健康地出生了。

事實上,拍攝及後續選材過程裡,周冠威幾乎總把其他手足安危放在自己之前。自接到電話邀約拍攝《時代革命》紀錄片,周冠威便替自己劃定界線,「我不喊口號、不堵路,不做破壞舉動,」此後,他不再有掙扎與顧忌,一心只想完整呈現整場運動,「我唯一的掙扎,只有在拍攝時一面想記錄一切,一面想保護手足的安全。」

周冠威擔憂因紀錄片使手足曝光而危及其人身安全,選材時更以不可暴露手足身份為最高原則,「但他們反倒替我擔心,仔細一想,的確他們都蒙著面,只有我是露出臉孔的呀!」但周冠威只一笑帶過,全心想以自身專長,為香港做出一點貢獻。

「我的決定就是不符合邏輯,這是我留住自由的方法。」

「我大約十五、六歲,就決心要往電影發展,」周冠威自承青少年時期遇上許多問題,當時看過許多電影,如《伊甸之東》(East of Eden)等對其影響甚深,「是電影帶領著我,」為此,周冠威亦想有所回饋,看見雜誌封底的演藝學院招考訊息,便一心一意努力。

「但我成績太差啦,當時演藝學院門檻可是挺高的,」幾經波折,周冠威終如願以償。「電影像是我的父親,是反思、是教育、是陪伴,是電影教會我愛與公義,」周冠威笑稱自己是很浪漫的人,「也希望我渺小的生命,能對電影有那麼一點點貢獻。」

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周冠威在香港街頭、地鐵,常見政府宣傳,告訴民眾這些人全是暴徒——無疑是漫天大謊。「我堅持下來的原因,就是要戳破政府的謊言,我得說出真相。」《國安法》落地後,香港許多電影同業、媒體被迫噤聲、拘捕、停業,「他們手上的素材無法繼續完成,我也開始恐懼這些影像會被從香港歷史上抹去、消失無蹤。」

周冠威完全理解因國安法被迫放棄的同業與媒體,「他們的決定非常符合邏輯,但我的決定,就是不符合邏輯,我要符合自己心裡認為『正常』的邏輯,這是我留住自由的方法。」《時代革命》紀錄片最初以外國人為觀眾,如今更是以所有人為觀眾,周冠威用鏡頭替香港牢記這段歷史,「我希望無論是如一張白紙般的外國觀眾、或五十年後失去記憶的香港人,都能牢記這場運動。」

示威人士築成人鏈登上獅子山(©《時代革命》電影)

《時代革命》宣傳期間,周冠威更特別贈與台灣觀眾一句話:「我希望大家看完電影,能好好與自己的良心展開對話。」因為那些對不公義的抵抗,對真相的追求,是每個人的責任,畢竟,民主從非簡單可得。

近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羅斯知名指揮家葛濟夫(Valery Gergiev)因與普丁(Vladimir Putin)私交甚篤、對俄烏戰爭持續噤聲、並未表態抵制俄羅斯,遭全球藝文界封殺。塞爾維亞籍的「反戰導演」庫斯杜力卡,同樣因其與普丁的私交飽受批判。這一切在周冠威看來,合情合理。「藝術創作者必然有社會及政治責任,我想提醒大家,政治是所有人的事情,也是每個人的公民責任。生而為人,見到不公義的事,你就有責任去提醒、去對抗當權者。」

《時代革命》紀錄片是周冠威盡一己之力的發聲,如今,身處充滿創傷、恐懼、壓力與無力感的香港社會,他仍希望未來能透過電影,給予香港些許力量,一如當初,電影曾拉了青少年的他一把。

從《十年》《自焚者》開始的使命

反送中運動裡,常見年輕學子無所畏懼的身影,相較上一輩親政府「藍絲」立場、或有所顧忌,年輕人似乎更義無反顧。「年輕人出來反抗是很符合邏輯的,他們沒有家累與經濟負擔,否則若你背著房貸,怎麼可能放下工作呢?」年輕學子的生活負擔或許相對較小,「所以他們能單純地擇善固執,而成年人總容易自我合理化。」

香港年輕一輩的擇善固執,一如周冠威內心所想。「訪問蛇仔時,覺得他的心腸跟我一樣,背後的價值觀與堅持都是一樣的。」在理大,周冠威與蛇仔最初是能全身而退的,「但我們就是不想離開,我們要和大家一起。他說出了我的心聲,讓我知道我不孤單,我不是一個人,我們的心靈互相連繫。(We are connected.)」

不僅在手足身上望見與自己相似的堅持,周冠威更曾親身見證自己透過電影對香港人的影響。「有位手足告訴我,他的政治啟蒙是《十年》裡的《自焚者》。」

最初,電話邀約周冠威拍攝《時代革命》者,看過他在電影《十年》裡的作品《自焚者》;周冠威走上抗爭前線時,也因告知手足自己是《十年》導演獲得信任。「拍攝《十年》像讓我拿到入場證,這也是我從參與《十年》拍攝就開始的使命。」

2015 年,香港電影《十年》由五齣短篇電影合集而成,五個單元各自預示香港未來十年會發生的情況,當時遭北京政府全面封殺。其中,周冠威的《自焚者》以仿紀錄片形式製作,描述 2025 年一名青年社運領袖,是首位因違反《基本法23條》入獄者,他選擇在獄中絕食身亡。而後,為此而起的香港抗爭遭暴力鎮壓。最終,一名香港支持者於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自焚,展現對已逝社運青年的支持。

《自焚者》電影於 2015 年上映,但早在 2009 年,周冠威便已完成劇本。「當時,我們正在爭取 2012 年特首與立法委員雙普選,」最終香港爭取普選失敗,周冠威似乎也因此感受到一切已達極限。「我覺得這個政府為什麼要一直講謊言?我一定得把真相說出來。」

這自然不是周冠威第一次見到北京政府粉飾太平。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我還是個小學生,許多電視節目、師長都談論著,」但周冠威目睹北京政府口中的天安門事件,彷彿是平行時空裡的另一個版本,「北京政府堅稱無人死亡,我心想這怎麼可能?有沒有搞錯啊?」眼見北京政府一筆勾銷歷史的漫天大謊,周冠威自此認知到自己對誠實的執著,「天安門事件等同我建立公民意識、民主概念的根基。」

在《時代革命》之前,周冠威以《自焚者》發聲,而當時電影的預言竟如真相,如今更令人毛骨悚然地一一成為現實。

「香港人已忍耐了太久,終會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時代革命》電影宣傳時,周冠威選擇以蛇仔所言化用為宣傳語句:「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正是強調人為的積極與主動性,「事實上,重要的是我們即便被選中,也不能拒絕這項使命,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與責任。」

「吾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不是看成不成,而是要看對不對。)」

一隊抗爭同伴穿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雨衣(©《時代革命》電影)

「很多時候我都不想回答這個問題。」談及對香港未來的看法,周冠威沈默良久,「就香港現況而言,很多人都是悲觀的吧,但就像《十年》裡《自焚者》那句台詞:『我常有一個宗旨:吾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不是看成不成,而是要看對不對)。』」悲觀與樂觀,在周冠威心理並存,「我是浪漫主義者,還是希望看見香港有美好的結果。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我相信會有奇蹟。」願榮光歸香港。

願榮光歸香港:

  1. 就讓全世界繼續利用香港吧,有這樣的作用已經很好——專訪《我們的最後進化》作者阿木
  2. 從《時代革命》到《香港第一課》
  3. 「我何嘗又唔係好撚鍾意香港(我何嘗不是他媽的愛死香港)。」
  4. 中共對反送中運動的主要憂慮,是使中國抗爭學習香港,挑戰其政權穩定。
  5. 到哪裡都會一直記得自己的身份,我不想忘記自己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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