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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在十八世紀後半葉,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在法國出版了幾本小書,其中包含《論特權》和《何謂第三等級?》,許多人認為這些書推動並催生了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前,這些小書包含了許多分析和反對當時社會結構的論證,讓人民了解自己生存在一個不公平、不自由的時代。兩百年後,其中某些論證,放到現在的臺灣依然適用。

在《論特權》裡,西耶斯用平易的筆調說明他反對封建社會和特權階級的種種論證。對於當時的法國人民來說,或許最觸動心弦的是那些非常針對的、批評具體特權階級的人的論證。這些論證在西耶斯《論特權》的理論架構裡,趨近於結論位置,它們之所以有效,是因為西耶斯提出的一些更基本的論證。這些更基本的論證說明了普遍性的法律和社會結構應該如何規定,因此可以為那些細節的論證提供合理性。因為涉及普遍宣稱,這些更基本的論證往往看起來很抽象、很「哲學」,但在理論的推導上,卻佔據重要地位。

特權來自法律

所有好論證都是建立在清楚的定義上。西耶斯把「特權」定義成:

  • 當某人有特權,代表他處於下列一般人並未享有的處境:
  • 被豁免於某些法律,或擁有做某些法律未禁止之事的專屬權利。

所以西耶斯談的特權,是從法律來的,而不是某些不依賴法律的社會共識,而特權的展現,則在於能夠做某些法律禁止之事而不受罰,或者得到一般人沒有的權利,能夠去做某些法律沒有禁止的事。為什麼西耶斯認為這兩種情況不合理呢?這得從他對於法律的看法說起。

法律必然限制權利

雖然不見得人人都會同意,但為了理解西耶斯的想法,我們姑且這樣理解法律:

  • 法律的本質就是限制人的權利:大部分的法律,都是在告訴你你不可以做什麼。當然,你可以找到某些法律,告訴你若是你符合某些條件,你就可以做什麼,例如締結婚姻、得到遺產,但就算是這些法律,它也意涵了「若不符合條件,你就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們沒事幹嘛要定法律來限制自己的權利?有些學者認為,在沒有任何規範的「自然狀態」底下,人會對彼此做出可怕的事情,導致大家都活在恐懼之中。西耶斯認為,當我們訂定人為法律(用西耶斯的話來說:「實證法」)來規範彼此,我們其實是試圖用法律讓大家的行為符合一條放諸四海皆準的「自然法」:

  自然法
  不可傷害他人。

當我們對於各種法案是否該通過吵成一團時,西耶斯的想法很簡單:如果這個法案有助於實現這條自然法,那它就是善法,應該通過。如果這個法案無助於實現這條自然法,那它就是惡法,應該刪除,因為法律必定在某意義上限制人的權利:若無助於實現自然法,我們就沒有好理由限制人的權利。

西耶斯如何反對特權

以上述對於法律的理解,很容易了解為什麼西耶斯反對特權。當某人有特權,代表他被豁免於某些法律,或擁有做某些法律未禁止之事的專屬權利。然而:

  1. 人可以被豁免於法律嗎?不行。根據西耶斯的分析,現有的法律要嘛是有助於實現自然法的「善法」,要嘛是無助於實現自然法、白白限制人的權利的「惡法」。當某人基於特權豁免於善法,則侵害其他人的權益,因為如此一來,他就可以去做那些傷害他人之事。當某人基於特權豁免於惡法,則代表存在有一條惡法,白白地限制了其他人的權利。
  2. 人可以擁有做某些法律未禁止之事的專屬權利嗎?不行,因為法律未禁止之事,本來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若把這些事情規定成只有特定人士可以做,等於侵犯了其他人的權利。如果法律沒有禁止人挑溪水煮茶販賣,國家就不能把「專屬販茶權」授予某些貴族。[1]

西耶斯的最終前提和自由主義

在《論特權》當中,西耶斯舉出了許多細緻的分析,來反對當時政府的許多舉措,例如榮譽特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分析的合理性,最終還是奠基於西耶斯上述反對特權的論證。而西耶斯反對特權的論證,則奠基於他對法律和權利的分析,以及最終前提:

  • 除非是為了防止人傷害他人,否則不可以立法限制人的權利。

如果沒有這條前提,西耶斯的許多論證就不會成功。例如,他就無法說明為什麼國家不能訂一些白白限制人的權利的惡法,然後再授予某些貴族豁免於此惡法的特權。在歷史上,這條前提,或者說,與這條前提有類似基本精神的道德觀,不只是被西耶斯擁抱,也出現在許多自由主義哲學家的理論裡。如彌爾(John Mill)的傷害原則(the harm principle):

  •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公權力可以違背社會成員意願來限制他:為了防止他人受到傷害的時候。」[2]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自由平等原則,也強調每個人有同等權利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傷害原則和自由平等原則顯露了類似的基本關懷:要限制人的自由,需要好理由。這並不止適用於「言論自由」、「普遍的人身自由」這些比較大的自由,也適用於一些看起來比較微小的自由,例如身為國中生,在午休時間安靜看書的自由、身為男性員警,在不妨礙勤務的情況下留頭髮的自由等等。

當法律或「潛規則」限制了人的自由,不管這自由看起來有多微小,西耶斯和彌爾都不會指著反對規則的人,要求他證明此項自由很重要、不能限制,而是會指著支持規則的人,要求他證明此項限制很重要、能防止夠大的傷害,或帶來夠大的公共價值,因此值得犧牲人的自由來換取。

當某規則限制了自由,在討論該規則是否合理時,舉證責任是落在支持規則的人身上。

奴化傷害民主

然而,在現在的臺灣,情況往往是相反。當人們反抗既有的規則,支持規則的人往往不說明為什麼此規則值得人們犧牲某些自由,而是要求反抗者說明自己的自由足夠重要,不能被侵犯。他們甚至可能會譏笑對方,或者認為對方「小題大作」、故意找麻煩。

為什麼一些臺灣人會有這種「凡是存在的規則,就是合理的規則」的傾向?有些人診斷說,這是「奴化」的結果:人守規則守習慣了,以致於忘了自己其實有質疑規則的權利。「奴化」這個詞很難聽,並且可能有誤導之嫌[3],但不可否認的是,人確實有可能因為從小就服從種種「背後的好理由並不明顯」的規則(不可違逆長輩、必須參加朝會……),而逐漸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並認為挑戰規則就是「破壞秩序」,會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

這種傾向的後果,就是讓人成為民主社會當中不合格的公民。

在民主社會裡,公平正義需要所有人一起維護,對政治冷感、對不公義無動於衷的人越多,我們就更難修正和維持好的社會體制。自由主義注重自由的精神,並不會讓人傾向於反抗規則,而是讓人傾向於反思、檢查眼前的規則是否有好理由支持、是否已經過時而不恰當。然而,那些認為「既有的規則就是合理的規則」的想法,卻會讓人傾向於在公共討論中擁護既有規則,不管他是否認為該規則有好理由支持。這種傾向對於民主來說並不健康,也可能讓人辜負身為公民、反思和檢查體制的責任。

NOTE

  1. 在現代,或許有一些「專屬權」會是合理的,例如原住民專屬的打獵權,或是在某些職位上少數性別保留名額的權利。然而這些專屬權利要成為合理的,通常也必須具有來自「防止傷害」或者延伸的「彌補已經發生的傷害」的理由支持。
  2. Mill, John. 《On Liberty》
  3. 「奴化」容易讓人以為存在有「主子」跟「奴人」之分,後者受到前者壓迫。然而事實上,在現代社會的脈絡裡,那些看起來像是人民的「主子」的人,例如政府的官員、學校的訓導主任和教官,往往受到奴化影響最深、最堅持規則不可改變。而他們即便看起來像是奴化的既得利益者,其實難保自己不會因此受害。我認為這反而顯示了奴化之深之嚴重:連那些更有權力影響規則的人,都沒有意識到規則可以被質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更沒機會改變不合理的規則了。
  4. 感謝梁家瑜、張智皓、杜政昌在本文撰寫期間提供的諮詢建議,不過文責當然由作者負。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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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 安不要偷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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