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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是一種「定位寫作」,不同於傳記企圖「寫盡一生」,在三、四千字的雜誌報導稿裡,一位寫作者只能汲取人物生命的片斷──不只是時間的片斷,更是性格面向的片斷。

這種片斷不難捉摸,但卻充滿了不確定性。它不隨機,但呈現的面貌卻是多樣的組合。

當我們反顧自己的人生就不難理解,對複雜的生命要「一槍斃命」的定調談何容易;更何況,訪問者短則兩三小時,多則三兩天的訪談,如何對峙受訪者動輒一甲子的人生歲月?

寫作是一種選擇,它跟所有的選擇一樣,既反映了客體的特質,也反映了主體的價值取向。

人物特寫,當然反映受訪者當下的生命情境,也反映了訪問者自己的價值觀。如果說,一則新聞報導往往會受到記者政治立場的影響,那麼一篇人物特寫,更難免受到寫作者情感因素的左右。

事實上,也理應如此。所有好的人物特寫必然都是寫作者風格的表現;你的「林懷民」不是我的「林懷民」,但都是真的林懷民

很好,兩位頂尖的人物特寫高手董成瑜和房慧真,就為我們展示了兩種不同的人物寫作風格。她們能凸顯如此強烈的風格差異,我覺得與她們的劇作家和散文作家的第二身份脫不了干係。

在《華麗的告解》中,劇作家兼記者的董成瑜,運用了大量近似小說(劇本)「對話」的長引言,這在業界是少見的規格。長引言不好使喚,通常引言一長、一多,文稿節奏就易平淡、沉悶,但這些長引言經董成瑜熟稔地「剪輯」,竟是意外地流暢。

在〈王又曾──福祿壽喜具足〉一文中,劇作家董成瑜為我們露了一大手她的「剪輯」功力。寫作場景在圓山飯店的結婚喜宴與專訪的力霸飯店總統套房間,來回交錯敘述,「鏡頭」轉換之快速與流暢,簡直神乎其技。這種平行交叉的敘述線,在媒體界也是罕見的寫作手法。

當然,作為一位熟練的寫手,記者董成瑜對人物細節的重點捕捉,恰到好處,勾勒出來的人物躍然生動。她善用的修辭譬喻,對文章也發揮著畫龍點睛的效用。

董成瑜應該同意「人物特寫是定位特寫」的論調,她捕捉人物生命的片斷,給予筆下人物一個近乎「定格」的鏡頭,但營造的情感餘韻悠長。

「終於來到了人生的無聊時期。」破題第一句就為她筆下的人物定調,〈林懷民──憂鬱舞者〉,正是「董成瑜的林懷民」,別無分號。其實,《華麗的告解》各篇章的標題,都已經陳列了董成瑜下刀為該人物切割的生命片斷──或深沉或苦澀或嘲諷。

房慧真應該不同意「人物特寫是定位特寫」的論調,她對人物特寫的企圖是「一槍斃命」,「寫盡他的一生」。

我想,這多少與寫作者的個性和選題有關,相對於自喻對筆下人物「無情」的董成瑜,房慧真是「太愛」她的人物了

房慧真的第三個身份──社會運動者,讓她對筆下大多的「邊緣人物」(相對董成瑜的筆下的「主流人物」而言,無貶意)幾乎全然認同,甚至流露出相濡以沫的情感,她恨不能為他們述說全部的人生故事。

相對於董成瑜「處理生命片斷」文體的多樣,「寫盡一生」的房慧真,文體的風格就較趨傳統。但這不是問題,這是風格;《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的內容人物,也都是「房慧真的XXX」,別無分號。

董成瑜的人物特寫具有一種「城市風」(也許有更精確的用詞),她的人物寫作場景像是一齣話劇的舞台,布景簡要、俐落,刻畫的重點在人物演技,以及活動其間的人物互動(包括她自己)。

相對而言,房慧真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意識」(也許有更精確的用詞),她的人物寫作有一種社會學的深度。房慧真企圖建構的舞台背景宏大許多,她想要營造的,是人物在時代與歷史脈絡中的面貌。而她使用的「年表」採訪技法,也保證了人物的背景世界不致遭到遺落。

不消多說,作為散文作家的房慧真,在人物特寫中對性格的刻劃,對場景的描寫,細節的掌握,敘事線的完整,乃至語句的節奏感,都是一流的水準。

她們兩位表現如此之好,所有對人物寫作有興趣的人,必然都能像我一樣從中汲取不少養份;然而,這並不表示人物特寫的風格只能有這兩種,它更多的要依靠寫作者自信地發揮自己的特色。

所有好的故事都應該包含三個層次:一、「敘事」──發生了哪些事;二、「感受」──核心人物對這些事件的情緒回應;三、「意義」──作者能為「這些事交織著這些感受」,展示出什麼意義

寫作的風格就是對這三者的選擇、咀嚼、蘊釀、再生產;而我相信,人物特寫的「意義」就在凸顯故事人物的「感情核心」,它要能給予讀者,生命的啟迪。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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