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離群索書】皇民化與奴化——扣在台灣人頭上的兩頂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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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離
戰後，國府接收台灣。官員來台，看到滿街日本字，聽見滿口日本話，幾乎昏倒。他們心裡想定，這一群同種不同文，看似非我族類的台灣人，需要導正。當務之急，就是去日本化，教台灣民眾中國字、中國話，認識中國習俗文化。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重建工程，先從語言下手。當時台灣年輕人，國語不會，台語不通，只會日本話。《新台灣雜誌》記載：「三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懂漢文並會寫的，百人之中還可以找出一、二個，三十歲以下的就不行了。到了二十歲以下的連台語都說不完全，還不如說日本語流利。」（1946年2月）
不諳漢文也就罷了，連台語都不會，事情就更不妙了。於是，原來應該打壓的台灣話，反而成為台灣語言教育的第一選項。
1947年官方組織「國語推行委員會」提出運動綱領，第一條就是「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在此，「實行台語復原」是手段；「學習國語」是目的。
當然，「學習國語」也不是終極目的。消極目標是「去日化」、「去奴化」；積極目的則是「中國化」、「（國民）黨化」、「三民主義化」。
當時的教科書課文：
我們是中國的少年，
民族復興的責任，放在我們的雙肩。
偉大的時代，給我們嚴格的訓練。
我們的身體，像獅子一樣的健；
我們的意志，像鋼鐵一樣的堅。
只知挺進，不知苟活，
沒有畏縮，只有向前。
向前！向前！向前！
爭世界的正義，求民族生命的綿延！
我們是中國的少年！我們是中國的少年！
（初級小學適用《國語》第八冊．第一課）
課文主旨是要學子牢牢記住，你們是中國的少年，不是台灣的少年，更不是日本的少年。
一切為了清除日本影響。影響，或稱餘毒。所中的毒，謂之奴化。
戰後初期，國府對於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文化、思想一事，耿耿於懷，對此一律冠以「奴化」二字。凡受日本影響，就是奴化——奴化思想，奴化教育。
但又不得不承認，日本教育帶來的好處。《新生報》社論說：「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台灣同胞多少是學習了些東西了。」「台灣的民族文化雖不如祖國，但其世界性的文化，絕對不低。」
台灣行政首長陳儀也說：「台灣同胞有兩種很好的習慣」──比較有自治的習慣、勇於求知。而陳儀最重要的論點是，這些是日本教育的影響。
奴化論惹惱了台灣人。《民報》發表社論〈台灣未嘗「奴化」〉，主旨一如標題：「奴顏卑膝、甘心事仇的奴隸根性，除一小部分的御用紳士外，誰也沒有。」（1946年4月7日）
王白淵撰文把這些心理現象描述得非常明白，他指出：
從前在日本統治下，有「皇民化」三字，使台胞非常頭痛，光復後還有「奴化」兩字不斷地威迫著我們。台省現在的指導者諸公，開口就說台胞「奴化」，據說政治奴化、經濟奴化、文化奴化、語言文字奴化，連姓名亦奴化，好像不說台胞奴化，就不成台省的指導者，似有損失為政者的資格一樣。
這段話反應了台灣人「亞細亞的孤兒」處境。活在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被斥為皇民化，日本人走了又被指責為奴化，兩頂大帽子壓得台灣民眾喘不過氣。
王白淵以下一段話更點出荒謬所在：「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
經過半世紀的長眠，現在我們逐漸覺醒知道，使用日文日語，生活習慣日本化，不代表奴化。何況日治時期，台灣人透過文化啟蒙運動、社會主義等國際思潮，吸收到多元文化，與世界接軌，因此，日本化不但不代表奴化，反而是近代化、世界化，日本化代表著「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受過高度資本主義的洗禮」。同樣的，在那個時代，日語是民眾教育管道，是提升國民素質的工具，與奴化無關，因此不宜廢除。
可惜，當時執政者的思維不是這樣，日本化與奴化綁在一起，日語首當其衝，成為禁忌。官府以報紙雜誌日文版「不但有礙國策，且使一般青年對祖國文字之學習亦受影響」，接收台灣滿一年之際，禁止報紙雜誌使用日文。儘管《新新》雜誌力陳：「此舉無異等於封死本省人之耳目」。儘管作家吳濁流建議，政府日文版廢止就好，日文報章雜誌應該允許發行，但當局強制言語，促使台灣中國化的決心不變。
官府動作，進則宣導政令，灌輸中華民族意識，退則清除日本文化遺毒。與文化相關的圖書、電影，管控更是嚴密。以禁書為例，到1946年末，便銷毀了書籍1451種，47,5111冊圖書。
種種傷害與破壞，說來話長，篇幅無法周全盡意。在此推薦黃英哲著作《「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以及陳翠蓮論文〈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