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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勝博

楊勝博

故事雜食者,影集、電影、小說、漫畫、動畫,都是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糧。寫過一本談台灣科幻史的書《幻想蔓延》。最近迷戀上跑步機,決定每天都要和它幽會。

群鳥飛舞的世界末日》(All the Birds in the Sky)於2017年5月榮獲美國星雲獎(Nebula Award)最佳長篇小說獎,6月榮獲美國軌跡獎(Locus Award)最佳長篇小說獎。這是作者查莉.珍.安德斯(Charlie Jane Anders)的首部長篇科幻作品,一舉獲得奇幻科幻文學兩大獎項肯定,表現相當耀眼。

安德斯出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曾以〈六個月,三天〉(Six Months, Three Days)獲得2012年雨果獎(Hugo Award)最佳中短篇小說獎,也是知名奇/科幻網站io9的共同創辦人與主編,對於奇/科幻類的作品相當熟稔,在書中便精巧地結合了兩種不同世界觀,藉由分屬魔法與科學世界的男女主角,將「控制自然」和「服務自然」兩種價值觀具象化,並在情節發展過程中,用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和解與誤會,凸顯多元價值的重要性。

因為,在面臨未知的危機時,沒有誰能夠保證他的方法才是唯一的答案

巫師少女與科學少年的慘綠歲月

這兩個名詞聽起來,很像是在形容宮崎駿《魔女宅急便》的琪琪和蜻蜓?小說裡,作者很聰明的運用這兩種人物形象,帶出他們背後並存於小說中的魔法與科學世界──如何捨棄建構龐大世界觀的繁複設定,藉由塑造兩人擁有的共同回憶營造故事背景,成為《群鳥飛舞的世界末日》能否成功融合兩種類型的成敗關鍵。

小說從兩個角色幼年時的經驗開啟。派翠西亞是個能與動物對話的巫師少女(她的巫師身分就是鳥告訴她的),羅侖斯是能做出兩秒時光機(雖然時間不長,但足以逃離尷尬的場面)的科學少年。因為羅侖斯需要有人讓他父母相信,他已經花了足夠的時間在戶外活動,免得被送去該死的夏令營,於是找喜歡大自然的派翠西亞幫自己說謊,兩人因此成為朋友。進入同一所中學後,由於姊姊的惡意,派翠西亞被全校學生視為進行邪教儀式的巫婆,成為霸凌的頭號標的;本來就面對另一種霸凌的羅侖斯拒絕和派翠西亞絕交,處境因而雪上加霜。

整本小說用了大約三分之一處理兩人成長過程中的遭遇與變化,讀者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的惡意與傷痛,然而,他們也成了彼此的拯救者,奪回自己的人生道路。寫實、殘酷的少年成長故事,讓兩人擁有無人可以取代的某種情感連結,也讓擁戴不同價值觀(控制自然與服務自然)的兩人,仍然保有反省與質疑的能力──雖然自己不信任魔法/科學,但那卻是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所相信的啊!

這也是小說裡,讓人感動,或是讓人期待最後劇情轉折的一大看點。

魔法與科學,究竟誰才能拯救世界?

在《群鳥飛舞的世界末日》裡,地球資源即將耗盡,天災人禍不斷,羅侖斯和科學家夥伴們,放棄拯救地球的選項,在外太空找尋新的居所,並努力研發蟲洞產生器開啟通往外星的通道,並沒有考慮人類以外的生命如何存活。而派翠西亞和巫師同僚們,致力於運用魔法治癒地球,始終相信羅侖斯他們研發的機器,將會導致地球被黑洞吞噬,毀滅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因此試圖阻撓對方的計畫,認為只有魔法才能阻止世界末日。

這正是「控制自然」與「服務自然」兩種價值觀的對峙。然而,對立的價值觀,一定要分出誰對誰錯嗎?《聖經.創世紀》:「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然而,對與錯,往往不是這邊容易區分,即便是神明也難以斷盡人間事。

羅侖斯製造了名為「CH@NG3M3」(改變我)的人工智慧,它在與羅侖斯與派翠西亞對話的過程裡逐漸成長改變。其中有一回,派翠西亞說,人要確認自己是否瘋狂,最好找個自己信任的人,對照彼此看到的事物是否相同;而它反問:「要是你們看到的東西不一樣呢?就表示你瘋了嗎?」

這段話,指出了思考的盲點。

現實中的爭議事件,對立的兩造總認為自己看見的才是事件原貌,自己關心的才是問題核心。於是,人們開始選邊站,只要位置不同,似乎就應該被譴責。然而,即使站在「對」的立場,仍然會出現許多讓人反感或無法贊同的細節,發現問題並提出質疑的人總是淪為被攻擊的對象,最後無法就事論事。

這麼一來,世界末將是必然降臨的未來。

萬事萬物的答案只有一種?

「樹是紅的嗎?」

這是《群鳥飛舞的世界末日》裡的關鍵問句,從小說開頭到結尾,派翠西亞花了二十年才找出問題的答案。這句話乍看之下沒頭沒腦,但其實就像禪門公案,有時候想得太多,反而離答案更遠。真正的關鍵在於自己是否深陷於意識形態之中,又缺乏自知之明,導致無法認清真正關鍵──某個層面說來,這和那些不斷宣稱「科幻已死」的評論家有些類似。

這是現在科幻小說家經常得面對的質疑,因為不論是生物與醫療科技、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太空探索等,很多想像都已成真,科幻作品也許無法追上現實科技的進展,「科幻已死」的概念因此出現。然而,科幻不是只有科學預言的功能,更具有能夠面對當代問題的力量

安德斯的《群鳥飛舞的世界末日日》,某種程度展現了二十一世紀科幻作家如何面對「科幻已死」的問題(《曼谷的發條女孩》也展現了另一種可能)。她曾經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成為科幻作家的意義〉這篇文章中提到,將故事設定在「近現代」與「不久的將來」是個不錯的想法,讓科幻作家能在距離當下不遠的時間點,探索更加複雜難解的二十一世紀;安德斯關注全球環境變遷的議題,過往在類型文學中常見的世界末日、全球瘟疫、殭屍肆虐的題材,現在也成了文學小說中的常見題材,她認為共通之處在於「對於未來的恐懼」,這其實也源自於現實世界的變化。

即使科技迅速發展,讓許多科幻想像不再超前時代,科幻作家反而能夠進一步思索: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藉由離現在不遠的未來時間點,呈現科技帶來的進步與新的問題,也是讓科幻持續獲取能量的方式。最後,容我引用一段安德斯的話:「我們比過往任何時候都還需要科幻小說,但我們也能用它做出更多更棒的事。」

因為,科幻並非預言未來,創作科幻小說的方式也不會只有一種。人生,也是一樣。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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