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青鳥】在下午的一齣戲中望見海洋,台灣獨立廠牌的樂與路──任將達X張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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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書青鳥】在下午的一齣戲中望見海洋,台灣獨立廠牌的樂與路──任將達X張四十三

側記/鄭唯云;攝影/謝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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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政今天請兩位各選五張水晶跟角頭歷史上重要的作品,發現兩位不約而同選的都是廠牌比較早期的創業作品,而任將達挑的第一張是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1989)。

這張唱片承先啟後了那個時代許多音樂人的創作,一路從台灣新電影運動、台語文學創作延續到開始出現以台語歌作為新的歌曲創作模式;戒嚴時期發片前都要送新聞局審歌的年代,到解嚴後可以不用送審,享有較多的言論自由,這張前所未有全以台語演唱的專輯也代表著過渡期的時代意義,結合饒舌、雷鬼及台灣「雜唸仔」風格的前衛創作,帶動當時流行市場出現所謂的「新台語歌運動」,開啟了台灣流行音樂的另一篇章。

任將達說:「西方音樂市場也是在這個時期有了新的進展,九零年代開始進入消費時代,唱片之所以開始賣的好也就是全球化的緣故,出現了所謂『五大集團』(華納、環球、百代、博德曼、索尼) 這種重投資報酬率及獲利成長率的『資本密集』產業。在這樣的資本條件底下,各式各樣不同類別的音樂可以被市場接受,同時也培養出了更多的創作者,隨便做都能隨便賣;反之,因為大家認為任何時間唱片就是會賣,造成音樂人跟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只剩下『Consume(消費)』,大家可以回想『Consume』這個詞就是在九零後開始出現的,很多社群團體的活動像在英國的足球支持者一定是稱作『Supporter (支持者)』而不會是『Fans(粉絲)』,『支持者』的意思是去參與這個社群,共同去構築一個環境,『Artist』與『Supporter』也是這樣的關係,但當『Consume』進來之後,所有東西都商品化了,歌手很在乎自己的消量如何,大家也只會問歌手消量如何,當音樂只存在這樣的介面之上時,音樂的本質和音樂人的態度都會被改變,音樂的價值就慢慢被抹滅掉了;而這樣的負面價值延續至今日網路時代,一樣用以前十首歌的專輯賣350的邏輯,將每首單曲賣35,完全沒有善用網路的價值去思考,這倒是很可惜的地方。」

在開始討論兩人所選的五張專輯前,陳德政想先聊聊1990年水晶發行的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這張專輯,封面還是劉開所設計,任將達說:這張是開創台灣所謂『storytelling』式的概念,整張專輯當作劇本去設計,每首歌都設定了場景,曲目順序也像是導演的分鏡表一樣安排,這張唱片最重要是把台灣拆解成三部曲來說故事,而陳明瑜寫的詞也是專輯的靈魂,讓畫面變得極為豐富,而這張專輯也成為日後的新台語歌風潮的指標之一。

張四十三在歌林唱片時替黃乙玲做了《出去走走》這張專輯,找陳明章製作,伍佰也做了些編曲。同時期張四十三還企劃了廖峻的《異鄉人》這張作品,也是由陳明章與伍佰製作,大家耳熟能詳的〈小姐免驚〉這首歌,最早就是由伍佰做詞曲,收錄在廖峻這張作品裡,但由於《出去走走》這張銷量不算很好,後來張四十三也就從歌林離職了。

1997年,角頭編號000《ㄞ國歌曲》發行,是角頭音樂的開山之作,封面插畫寫著「陳信宏」,當年還是學生的五月天阿信,自告奮勇說要設計封面。回顧這張專輯裡收錄的創作者,有五月天、四分衛、董事長樂團、夾子電動大樂隊、蕭煌奇⋯⋯等

九零年代那時也正值台灣地下電台興起,這些以台語廣播,觀點不同於主流媒體的電台,還首創了電話Call-in即時播送的形式,吸引到不少民眾,也影響了當時的黨外運動不少。當初張四十三剛離開歌林唱片時就先去了綠色和平電台做志工,隨後兩、三年都將心力付出在地下電台的運作。那時為了要讓電台拿到合法牌照而發起了募款活動,在各地舉辦了多場說明會,短短三個月就成功募到五千一百八十八萬,成果發表會還是辦在TICC,也因此帶給張四十三很多成長,讓他往後更有自信去辦大型活動。

本來不太想做唱片,知道這行業很難賺錢,自己聽的地下音樂其實也不多,真的就都只是聽水晶唱片長大的,因為很有共鳴,後來在好友小刀和蕭福德的合作下一起創了角頭音樂並發行了這張合輯。

1998年一月的「華山論BAND」是角頭音樂在當時還破舊的華山辦的《ㄞ國歌曲》合輯發表會,除了合輯裡的樂團,脫拉庫樂團也有登台演出;投影片放出從文獻裡找到的圖片,可以見到當時的華山還是一片荒蕪,當時的記者會就辦在現在Legacy門口的大道上,主持人則是請到陳文茜跟蔡詩萍,這些照片是來自攝影師林盟山的攝影集《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有趣的是當天華山的另一邊卻是在辦TVBS100多桌的尾牙,兩邊同時進行,形成強烈的對比。

2001年ㄞ國系列第二部《少年ㄞ國》發行(角頭編號015),專輯封面就非常引人注目,這個小男孩就是設計師蕭青陽的大兒子,當時電視劇《飛龍在天》正紅,他兒子很喜歡扮演裡頭的角色,所以就以這樣的造型去拍攝。這張專輯收錄了12個年輕的台灣樂團,包括了蘇打綠、旺福、強辯、ECHO回聲樂團、八十八顆芭樂籽⋯⋯等,承襲了上一張的態度,讓角頭成為了許多重要樂團的搖籃。

任將達選的第二張是1990年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他同時也擔任此專輯的製作人,這張是台灣出版史上最後一張被查禁的專輯,由於多首歌曲帶有性或自殺等暗示,陸陸續續有家長們打電話來抗議而引起了風波,當年新聞局以「歌詞粗俗不雅、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為由,查扣了這張專輯,後來只好妥協將〈把我自己掏出來〉改成〈把我自己收回來〉,〈震動〉改為〈創造〉。事隔多年也有人建議去申請銷案,但阿達覺得就讓案底留在那裡當作個永久回憶,也是留著作為一種警惕。今年安溥的演唱會上也重新詮釋了這張裡頭的〈改變〉,電影《搖滾樂殺人事件》也選了這首歌,可見趙一豪在台灣搖滾樂史上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

張四十三選的第三張是1999年發行,陳建年《海洋》(角頭編號003),這張專輯也讓陳建年獲得了2000年金曲獎最佳男歌手,張四十三笑說如果沒有這張專輯角頭可能很早就倒了,因為1998年角頭剛從「恨流行」轉出來,1999年開啟了每年預計發行6張作品的計劃,那年就報名了五張全都入圍了金曲獎,包含張四十三自己也入圍最佳作詞。當初會找上陳建年是因為在做紀曉君的專輯時,看到作詞人是陳建年,很好奇是誰把詞曲寫這麼好,一問製作人鄭捷任(鐵花村音樂總監)才知道原來他是紀曉君的舅舅,平時的職業是警察,因緣際會就想邀請他來合作,也多虧製作人鄭捷任幫角頭發掘了許多原住民音樂創作者,胡德夫、紀曉君、巴奈、陳建年都是他製作過的歌手,這張專輯也是回到陳建年台東老家的小型錄音室所錄製,雖然設備比較簡陋,錄製的效果比較粗糙,但也因為這樣錄進了蟲鳴鳥叫這些大自然的聲音,形成一種很天然的風格。回到前面說的,如果沒有這張專輯角頭絕對做不到20年,除了經濟收益上的提升之外,還帶給角頭團隊很大的力量,應證了「只要認真努力做,就算資金格局不夠大,也能打敗那些唱片大廠與巨星歌手。」

第四張是來自郭明龍(龍哥)在2004年發行的《Long Live》(角頭編號026)。張四十三介紹龍哥的說法是:「大家都知道陳建年吉他彈的很好,但郭明龍吉他彈的比陳建年好,還奉龍哥為他的吉他老師,陳建年高中時就是聽了郭明龍的音樂而得到啟發,開始對音樂產生興趣,所以我就想說要回溯這之中的脈絡,就找到了他。這張唱片特別的點是,歷時整整三年才完成,因為很多原住民歌手錄音需要在『微醺』的狀態才有辦法錄,有時候製作人先醉,有時候龍哥先醉了就沒辦法錄,整張的錄音過程是打破了唱片工業所有的製作格式,以田野採集錄音的方式,在每次親友小聚現場收音,也耗資了米酒千萬瓶。最後錄音時程實在太趕,就安排了一場在女巫店的演出,現場同步錄音,最後專輯收錄的多半就是那天在女巫店現場的版本。」

水晶的第三張是1991年《來自台灣底層的聲音》,一張紀錄台灣民間傳唱歌謠的專輯,任將達說這張專輯是在當時都市化的時空下的產物,九零年代中產階級崛起,國外的名牌廠商大量進入台灣,不同以往的新價值觀開始建立,對比中產階級以上較奢侈的消費模式,水晶想要做一些接近勞工與平民的生活價值的東西。不同文化觀點與消費行為和音樂嗜好,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開始認為需要做出市場區隔,而開設了旗下新的音樂廠牌如「角色音樂」、「女歌製樂」,女歌推出的首張專輯就是雷光夏的《我是雷光夏》。水晶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多元化的經營,不單只是做台灣本土創作音樂,也帶動了往後音樂產業有著許多小廠牌的趨勢。

任將達說:「音樂作為載體broadcasting的意義是要承載訊息,能夠傳播出去長出新的東西,而音樂數位化之後,大量快速的資訊底下broadcasting的含意消失了,不再發展出新的東西,不再有新的次文化延伸下去,就像九零年代後期也出現反水晶的潮流,開始有其他獨立廠牌不屑水晶,有不一樣的獨立宣言出現,也就是說獨立音樂圈也有自己的反體制,當你成為某個領域特定的icon時,底下就會有人想要衝撞你。」

張四十三接著下來選的也跟台灣本土文化很有關係,是恆春兮一系列三部曲的《工商服務》(角頭編號011、017、027) 這三張是角頭除了《海洋》外賣的最好的專輯,《工商服務》裡的歌都不是用唱的是用唸的,模仿台語廣播秀的內容,用戲謔的方式來反諷政治與商品等等。因為恆春兮跟四十三有相同的背景,當張四十三在綠色和平電台當志工時,恆春兮在高雄的南台灣之聲電台當志工, 他們都會用電台的設備偷錄一些有趣的對白或一些廣告,加上想說外省人的相聲賣很好,那臺灣人為什麼不能做呢?張四十三的想法也很簡單,就是想做一張讓姊姊們聽得懂的專輯,因為自己來自鄉下,家人都不太理解在做唱片是怎樣的場景,就想做一張讓鄉下的親戚朋友能聽得懂的專輯;這張一開始賣得不好,卻因為隔年飛碟電台一個DJ Johnny 在節目中一直播,大家也都覺得真的很好笑,所以慢慢發酵賣得很好,後來還有許多海外的留學生特地買回去給父母們聽,因為國外買不到這種東西。

講到這些素人歌手,張四十三選的第五張《台灣阿兜仔》(角頭編號014) ,是在台外國音樂人的合輯,當時看見許多外國人參與春天吶喊,而角頭的海洋音樂祭正要開始舉辦,透過這些在中台灣生活的外國樂手,還能將人潮帶往北部,張四十三想法是想要用音樂留下一些文化痕跡,這些外國人可能只來三年就再也不會回來,但他的聲音能夠留下。這張專輯可能很少人認識,但對張四十三來說非常重要,代表角頭那時除了出版好音樂之外,也有許多想要推動的事情。

最後任將達選的第四、五張是:1994年潘麗麗的《畫眉》和瓢蟲的《瓢蟲1997》。

「唱片的英文『Records』,原意就是作為一種記錄文化傳承的載體,並產出新文化。《畫眉》這張大概是水晶唱片最後階段的極限了,面臨要選擇在市場上繼續保持獨立還是走入主流。然而水晶從來沒有做任何一張單純以銷售為目的的專輯,都是為了要參與社會,九零年代初幾乎所有社會運動都能見到水晶唱片的身影,只要遇到弱勢團體需要發聲水晶便會到場聲援,在這樣的社群裡頭所建構出的情感與期待,造成這張唱片做完時開始擔憂水晶的未來,就是因為水晶的成就並不是從很會做唱片而來,是一群人對社會的共鳴自然產生的文化,加上當時又遇到孩子與經濟上的事情,才有了差不多該停下來的念頭。就在宣布結束後,水晶的音樂總監何穎怡發起了『水晶萬人後援會』,號召每人以新台幣四千元購買等值的水晶唱片音樂產品,果真有許多人響應。這幾年回想起來才驚覺原來水晶不是只由少數人所組成的公司,而是整個社會支撐起來的。到後來水晶的老員工林志堅出來開設『Scum』工作室,推出像骨肉皮、Echo、1976、瓢蟲等樂團,到後來的『地下社會』,都是屬於後水晶的次世代。會挑《瓢蟲1997》也是因為這張是 D.I.Y.自資、自製、自發的CD, 也受到市場很大的肯定,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轉變,所以今天選這張作為結尾,水晶每個過程都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五張不是說水晶最好的五張,而是說明了每個階段帶來不同的反思。」

有觀眾提問:「會不會想要用募資的方式讓『新音樂節』與『ㄞ國歌曲』重新籌備與發行?角頭的『金光舞台車閃閃嘉年華』今年會不會在舉辦?」

張四十三先回答說:「角頭自有的音樂節就是『愛愛搖滾帳篷音樂節』與『金光舞台車閃閃嘉年華』,2016年時兩個一起舉辦,團隊內部認為辦得不甚好,所以決定以後雙數年辦『愛愛』,單數年辦『金光』,所以今年就是有『愛愛搖滾』。至於『ㄞ國歌曲』重新發新就不太需要,有時候美的事物就讓它停留在回憶裡,讓屬於那個年代記憶鎖上,好讓自己在生命最後彌留的階段能有許多這樣美好的事物重現。」

任將達回答:「我覺得任何出版品都是有它的時空背景,由時宜的人、事、物組成,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跟這個領域的人接觸,而這陣子才辦了三個論壇,因為還是想再為音樂多做些貢獻,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而發現台灣現在的演唱會活動,不管是商業或自發性的,遍及全台灣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尤其是暑假檔期,表示這個年輕世代開始有自己的想法與觀點去傳承當年我們在做的事,而我過去所做的也是成為別人帶不走的回憶,我覺得水晶已經有做了很漂亮的Ending ,那些載體也繼續在傳承,也陸續有人開始感謝水晶的存在,對我來說這就足夠快樂了。」

講座尾聲,主持人陳德政按照慣例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題是:「除了青春,九零年代對你來說是什麼?或者換個方式問,九零的什麼東西,至今依然留存在你的身體裡面?」

第二題是:「如果可以搭時光機回到九零年代,重新做一個決定,那個決定會是什麼?」

任將達先答:「九零年代對我來講是罐頭,我把自己關在罐頭裡頭。我本來很喜歡聽音樂,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可是一旦你做了音樂這個行業以後,你沒有辦法純粹地去欣賞音樂,所以我就在我的宇宙裡頭,那個罐頭裡頭。我在做唱片的時候幾乎都不外出,跟外界很少聯絡,是水晶垮了、倒了以後,才有機會讓我出來看看世界。所以現在認識的朋友、剛剛在聊的事情,很多都是水晶之後了。萬一我可以回到九零年代的話,我大概還是會選擇當水晶的倡議人,唯一的條件就是說,我可不可以不要喝孟婆湯,把現在我有的所有know-how都帶回去九零年代,我就不會弄得那麼辛苦了。」

張四十三:「其實我今年剛好五十歲,我是一個很少會去想要回到什麼的人,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堅持說,過去的女朋友永遠不會再見面了,其實跟我的個性也有很大的關係。

你問我這個問題,我很少思考,我也不願意再回去了,我好不容易從以前那個環境,慢慢地成長到像現在我是一個擁有很多回憶的人,還要再回憶的話,對我來講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我也覺得未必回到過去再把某一個狀態再做,會做得更好,或選擇得更對。

所以我現在思考的是什麼?我思考的是如何讓角頭完美落地,然後完美地結束,這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剛才談到所謂的數位化,比如說文化的、行銷的數位化年代,其實我也感受到,角頭在整個台灣流行音樂圈,在那個階段已經夠了,夠久了,你們懂我的意思嗎?應該要往長遠看,不能一直占著茅坑不拉屎。所以我一直鼓勵後代有更多人提出更多的行銷模式,或是更多製作音樂的態度跟方式來取代我們,這是我期待的;同時之間,我也慢慢地讓角頭在流行音樂將來的兩百年中,有一個很完美的ending。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要怎麼ending,因為我還有其他事要做,我讀電影的,我對電影的夢還沒有死,我還想再拍電影啊!所以這問題我真的難以回答,我真的不想回到過去,九零年代就是我剛好當兵、退伍,選擇到流行音樂神采唱片,然後神采待不下去,就到綠色和平電台,然後創立恨流行,直到角頭成立,大概就是這十年。

其實角頭最輝煌的年代不在九零年代,是在2000過後,所以九零應該是我自己在吸取養分、選擇、然後奮鬥的那個階段。應該是我比較幸運,選擇到適合我的環境,吸收到對的東西,尤其在綠色和平電台那一段,我真的吸收到太多的資源跟知識,還有接觸很多的人群,其實不要看我現在這樣,我是鄉下小孩,以前很害羞的,是出社會後要辦活動,沒辦法,才開始嘗試接觸。所以我也還在思考,怎麼讓角頭結束,這也是一件滿有趣的事情,比起做唱片、做音樂、做藝人還有趣。就是你還有能力,讓一個自己辛苦培植起來的公司,讓它怎樣在這樣一個樂壇消失或結束。也許是很快速的『啪!』就沒有了,不要說再見的這種模式,也許是那種非常思念性的結束,都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

任將達:「剛剛我說我回到九零年代還會做水晶的原因,說我會帶著現在的知識回去,原因是上個禮拜五,我們辦完活動,我覺得就這樣結束好像有點⋯⋯所以喝了幾杯酒,現場有幾個朋友在。快結束的時候他們席地而坐,突然其中一位朋友就站起來,跑到我這邊來跟我講說:『你知道嗎?我先生到今天為止,像水晶這樣的刊物都還留著,一堆一堆的留著。』最近我常碰到這些人,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我聽了很多,最後她泛著眼淚,我就問她說:『妳先生哪一位啊?』她說,他從小就黏在水晶,今年初因為癌症過世了。那個時候湧在我心頭的就是,啊!原來我自己以為當時每天忙碌啊,在處理那些事情的時候,原來事隔三十年了以後,那不是一首歌的影響力,也不是一張唱片的影響力,而是在他的生活裡頭,在他的生命裡頭,就那幾張flyers(傳單),是這麼深深烙印在他心裡。他年齡應該也三四十歲了,所以萬一,我還可以回到九零年代的話,我還會做水晶,我會用上個禮拜五的心情,多cherish,多珍惜每個到水晶來的,或者只是單純來拿一張傳單,或者是來買一張唱片的人。所以現在我的心情是,萬一可以選擇坐Time Machine回去,我要跟年初還在,現在已經不在的那位朋友,說聲,『謝謝。』」

而陳德政最後自己回答這兩個問題:「九零年代對我來說就是三件事,我的答案很簡單『最好的時光』、『縈繞不去的鄉愁』、『 一場確實發生過的夢』,如果可以搭時光機回到九零年代,重新做一個決定會是什麼?大家一定想不到,是我可以少打一點麻將,多看一些世界經典文學名著,像:《白鯨記》、《罪與罰》、《金閣寺》我都沒看過,那其實像到我這年紀身為一個寫作者,這些書沒看過還蠻愧疚的,但這個年紀又很難有時間心力把這些書好好看完,所以會希望九零年代的我多花些時間看書,因為音樂跟電影我應該吸收的差不多了。」

五場下來,聽著這一輩音樂人在九零年代台灣正值解嚴後政治、經濟、文化上劇烈變化之下,共渡了許多爆炸性衝擊的青春,為他們的人生帶來這般的色彩;不免好奇身為九零後出生的我們,置身於網路世代興起與資訊爆炸的年代,未來在回顧這樣的青春時,又會是怎麼樣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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