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青鳥】我如何成為一個90年代青年？──五月天瑪莎的電影與音樂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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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鳥 Bleu & Book
側記／尤騰輝；攝影／柯鈞彧、鄭唯云
九零年代，正是瑪莎與陳德政的學生時代，那時學生的娛樂選擇不多，身上湊不出太多銅板，看電影正是青年們閒暇時光的去處。在回顧整個學生時期的電影記憶，與瑪莎看電影的影伴阿信，出場率近乎百分百，這件事在講座裡不免被陳德政狠虧一番，瑪莎只能感嘆高中男女分班的日子太沒搞頭。
《愛情萬歲》是1994年蔡明亮執導的電影，裡頭一幕重要的拍攝場景剛好距離瑪莎就讀的師大附中不遠，「中間有一幕在大安森林公園，那時候的大安森林公園其實沒有森林，比較像大安爛泥公園。」瑪莎這樣描述著。
當時的瑪莎跟阿信都離開家，租了在附中對面附近的套房住，社團活動結束常一起吃晚餐，若沒有坐公車回家，就會想著要去哪裡廝混。縱然電影裡頭的愛情離他們很遠，但場景的接近性、極簡的電影語彙，仍勾動了瑪莎內心，「整部電影裡沒有任何的愛情存在在裡頭。大家想找愛情，可是大家找不到愛情。最後大家都沒有愛情的結果，就是用各種可能想得到、但不會說出口的方式去安慰或撫慰自己。」而電影最後一幕，同時也是五月天首次演唱會的地點，這個巧合也讓瑪莎回憶起自己對那一幕的思考，「印象最深刻的是楊貴媚最後哭了好久，那時候看完我就在想『為什麼這部片結束在這個地方？』高中生真的不會懂這些事情，但它真的讓我回去想。想為什麼導演要讓楊貴媚坐在那個地方、坐在公園裡看著空空的表演台，然後就在那哭哭哭然後哭了六分鐘，然後電影『卡』結束。很shock，後來懂了之後，就會覺得這是很厲害的安排。」
另一部有趣的電影則是導演陳玉勳的作品《熱帶魚》，陳德政唸了一段電影介紹—他口中的1995年破格組合，上頭這麼寫著：青蘋果與老鹹魚的故事。悲慘、三八、國台語嚴肅主題喜劇電影、溫馨、感人。
這部片是瑪莎高中時的一部重要電影，「對我來說，那時候的國片大家都覺得，有得影展、有得獎，就用這個來推銷。那時候像侯導、蔡導的電影，會比較嚴肅一點，你可能需要腦補很多的東西，也會有很多想法得到刺激，然後步調很慢。可是看到這部的時候，真的整個眼界大開，太好看了。」
「相信我，是會讓你笑到流眼淚的電影，真的太好笑了，你會覺得這部簡直就是kuso片，但它其實不是。它很嚴肅的講一個很可愛的議題，裡頭不管是好人壞人，都會讓你覺得太可愛了。」瑪莎說。
另一部1998年的電影《徵婚啟事》，則是陳德政在當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觀看的經典，「這部片有趣的地方是說，它改編陳玉慧的小說，女主角是劉若英，且幾乎把九零年代中期，台灣藝文圈重要的男生都找來演。」
瑪莎補充，「《徵婚啟事》最開始是被改編成舞台劇，後來被改編成電影，會需要很多男生，來扮演來徵婚的那個人。」兩人細數電影裡頭的卡司和當中的經典片段，包括羅北安、鈕承澤、陳昭榮、顧寶明、金士傑、伍佰等人。瑪莎憶起當時，與阿信一起騎腳踏車從附中去長春戲院看《徵婚啟事》，當時一走出戲院，兩人就互開玩笑模仿片中伍佰的台詞口音：「你有沒有穿過護士胡（服）？」
簡報螢幕轉到西洋電影，陳德政第一個推出《黑色追緝令》這部黑色喜劇， 「Pulp Fiction 就是低俗小說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它的海報，它其實也是模仿一個低俗小說的書封，上面那個10 cent 就是書的售價，它就把這個電影海報做得像一本小說。」瑪莎補了一句，「大家可能不曉得，就是台灣的總裁系列。」立刻引起全場爆笑。
《黑色追緝令》裏頭有一幕是約翰．屈伏塔與鄔瑪．舒曼經典的跳舞場景，陳德政表示，「這部電影讓約翰．屈伏塔鹹魚翻身。因為他七零末、八零初年代演那個《週末夜狂熱》，當時霹靂舞、disco曾經很紅。那時黛安娜王妃跟查爾斯王子第一次造訪白宮，黛妃還指名要約翰屈伏塔來陪她跳舞，很經典。」
這部電影在那年坎城影展得到最佳影片，但在當屆的奧斯卡敗給了一同入圍的《阿甘正傳》，瑪莎消遣了一番輸掉奧斯卡的原因，「那年這種片不太可能登上大雅之堂。因為它十八禁，髒話量又超出一般人能理解的範圍。」
如果要選出屬於自己的浪漫電影前三名，瑪莎會毫不猶豫給你《愛在黎明破曉時》這個答案，「結婚蜜月的時候，我甚至跟我太太跑去這電影當中所有的場景一整輪，然後在那些地方拍照，這部電影我們兩個都非常喜歡。」瑪莎為其著迷的程度可見一斑。
「這部電影精彩在什麼地方？這部電影其實沒有什麼劇情，真的很無聊，我甚至可以一句話跟你講完：就是兩個人在火車上相遇，然後兩個人一起下火車，一起過了一整天，後來就分開了。就這子，它沒有劇情，可是好看在哪裡？好看在裡面的對話內容真的太精彩了。」
自清這部片沒有跟阿信一起看的瑪莎，則是在HBO轉台時看到《愛在黎明破曉時》的，當時看完驚訝的程度讓瑪莎除了愣住外，還想罵髒話來形容它的好看，後來還因此特別在亞瑪遜買了劇本回顧伊森．霍克與茱莉．蝶兒兩位男女主角在電影中的那些對白。
《愛在黎明破曉時》上映九年後，導演李察．林克蘭特又拍了一部《愛在日落巴黎時》，這次伊森．霍克與茱莉．蝶兒一起加入了劇本的寫作，在各自對白的部分，加入了他們自己現實生活所遇到的狀況。再過九年，他們拍了《愛在午夜希臘時》，描述男女主角結婚後的生活，有趣的是這三部片電影當中男女主角的年紀跟演員實際年齡相同的。
瑪莎說：「在不同的年齡你會遇到不同的困境，你只要跟著這三部電影去看，在我這個年紀的人，你會覺得有一部電影，他在每個不一樣的時期，把你心裡重要的話通通說出來。它替你總結這個部分，你在這個時期、你的生活中、你的感情上會碰到的一些困境，而你完全可以感同身受。」
瑪莎選擇的最後一部啟蒙電影《成名在望》，在時間跨入二十一世紀時上映，「《成名在望》其實某種程度總結了、代表了我們那個時候對六零年和玩音樂這件事的許多想像和情懷。」
《成名在望》是導演卡梅倫．克羅2000年的半自傳作品，他身兼編劇，在卡梅倫•克羅的電影裡，音樂向來是極為重要的元素，而這部片更直搗七零年代的美國搖滾樂場景裡。
「這部電影對我自己來說，一個很愛音樂的人在看的時候，會感傷大過於感動。」瑪莎稱讚導演對音樂的品味，也認為這部電影是種必經之路，「他選出了非常多經典六七零年代搖滾樂放在電影裡面，他年輕的時候確實就像主角一樣，去應徵過滾石雜誌的編輯採訪。而對一個做藝術創作或導演的人來說，半自傳的作品絕對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講述，你如何從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年，忽然有天幻滅、破殼、成長成另外一個狀態的時候。我覺得這部作品就像是導演自己的過程。」
讓心靈產生質變的九零專輯們
台灣許多音樂人心目中九零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音樂人，很難不提到林強這個名字。瑪莎的九零專輯榜單中，《向前走》這張林強於1990年的初登場之作自然不會缺席。
「《向前走》具有時代意義的地方在於，剛提到的《抓狂歌》它是1989年，八零年代快結束了，然後九零年代啪的一聲，就突然出現林強。」陳德政說，「在他之前的台語歌，就是我們小時候聽到那種比較有江湖味的，比較悲情的、可能跟酒啊人生有關。一來，他的曲風是可以跟搖滾無縫接軌的；二來，他唱的那些事情，是跟你有關聯的。」
瑪莎笑著說：「那時他真的給大家很大的希望，因為大家以前會以為明星你就是要很繁華那樣。沒有啊，他就白T-Shirt、一條牛仔褲、黑外套就這樣出來。你就會覺得：這樣也可以？好棒哦，那我們有機會了。」
陳德政認為，林強與張雨生在九零年代樂壇是國語和台語兩個最耀眼的偶像，兩人不僅生日同天，《娛樂世界》和《口是心非》這兩張專輯，也都像是沒有退路了，豁出去跟社會比中指。「他真的走超前太多，」談及林強從《向前走》走到《娛樂世界》對音樂的企圖心，瑪莎說道，「當時他在音樂上有非常多理想的，《娛樂世界》那張是跑到國外去做的，他想做比較重工業的東西，那樣的sound在英國做會最純粹，所以那時他選擇在英國完成那張唱片。」
相對於音樂性，瑪莎也同樣選擇了一張在音樂概念性給與他相大程度啟蒙的專輯——《李宗盛的音樂旅程—不捨》。在樂壇被尊稱為大哥的李宗盛，在1994年聲勢如日中天，是炙手可熱的華語金曲製作人，龐大的工作量，卻讓身心疲倦的他選擇暫別歌壇。
「這張唱片我都還記得是我高二升高三那年，結果我留級，多念了一年的高二，」瑪莎除了因為這個原因而特別印象深刻外，滾石唱片對當時的他而言，重要到近乎會看發行編號來檢視自己還有哪一張錄音帶沒有買。《李宗盛的音樂旅程—不捨》這張專輯，是李宗盛將過去寫給別人唱的歌，挑選過再自己重新編曲拿回來唱一次，對瑪莎而言，那也是李宗盛大哥此階段豁出去做的一張唱片，「在那個年代，去馬來西亞錄音，然後飛LA錄絃樂、管樂，再跑到香港錄合聲，全部都是用類比母帶。」
「對我來說那是一張不會賣錢的唱片，但我就是很喜歡這種東西，」這張作品也讓瑪莎認識了所謂音樂的質感，「九零年代是個midi音樂非常盛行的年代，當所有的東西都很midi的時候你聽到了一張非常具有人味的唱片。」
「他挑的那些歌、唱歌的語氣和編曲，會讓你覺得很不是一般的國語流行唱片，你會聽到很深的情感在那些歌曲裡。我是因為這張唱片才重新回頭，去檢查我看過的所有流行音樂的歌詞跟歌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他自嘲，「還好我那年留級了，我有超多時間做這件事。」
最後一張華語專輯，瑪莎選了伍佰的《浪人情歌》，當時伍佰剛從吳俊霖正式改成現在的藝名，瑪莎笑稱五月天當時在打麻將時常聽這張，「這張後來也對我們影響很大哦，不管在做編曲或其他什麼都是。」
陳德政當時聽見伍佰時，也深受震撼，「他的藍調吉他彈的真的跟美國人一樣，然後他的台灣國語真的是又台又土，在他出現之前你沒有想到說，一個很pure的藍調吉他手可以跟語氣這麼local的台灣國語兜在一起。」
除了華語專輯之外，瑪莎也自東、西洋的範疇各選一張專輯分享，他挑選了五月天團員皆非常喜愛的專輯—Mr.Children 的《深海》以及U2的《Achtung Baby》。
瑪莎與陳德政對於這張U2的《Achtung Baby》專輯，同樣給予了很高的時代性評價。陳德政說：「我覺得該講『九零年代的sound』這件事情，《Achtung Baby》是1991年的專輯，這個專輯出來後，就好像somehow定義了九零年代某種搖滾樂的聲音是怎麼樣。」
「要有一點點電子的感覺，但不能離開原來的樂團感覺太多，」瑪莎補充，「但九零年代其實是一個很分歧的時間點，因為美式搖滾跟歐洲的搖滾是兩種截然不同的sound，若是講美國的，就像 Bon Jovi 或 Aerosmith那種的。」
瑪莎挑選的最後一張專輯是Robbie Williams的《I’ve Been Expecting You》。Robbie Williams在1995年離開了接招合唱團（Take That）單飛，這張《I’ve Been Expecting You》是單飛後的第二張專輯。
陳德政提起他曾在一篇專訪中讀到，Robbie Williams 的〈Let Me Entertain You〉曾幫助瑪莎在剛出道的時候對上節目有些排斥這件事情做了調解。「那時唱片發行的時候，我們必須要上非常多的通告，每個通告都要講一樣的話。我那時覺得，同樣上通告的時間，我可以待在錄音室做更多的事情，那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方？我其實會有點confuse。」這首歌讓瑪莎理解到，Robbie Williams是個寫歌的人，音樂一樣做得很好，但他卻很知道如何去娛樂大眾，「我為什麼要那麼ㄍㄧㄣ？音樂本來就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當你在台上要演出的時候，百分之八十在台下的人，包括我自己看別人演唱會，即使是看我喜歡的，我的心態都是：我就是來找點樂子啊，快點娛樂我。大家都希望聽完音樂是開心的，這是音樂最大的功能。」
「我不是要在台下看你在台上表現你的態度，你的態度應該是在錄音室裡面好好的表現。」瑪莎認為對音樂的所有態度、不妥協和堅持，應該放在錄音室完成作品之前，在台上則是要把做好的東西呈現給大家，用投入的表現帶著全場一起沉浸在音樂裡，「說真的，唱歌的確就是種 entertainer 的角色，可是 entertainer 的角色跟 musician 的角色這兩個是不會衝突的。你今天是個 entertainer 不代表你就是個失敗的musician。這是兩件不一樣的事。」
瑪莎後來不再那麼排斥上通告，他甚至覺得有某種程度的必要，「當你對你的作品要負責的時候，不是把音樂做完，上市之後就拍拍屁股走了。我必須要負責的跟人家說：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我希望很多人聽到、我應該盡我所能的把它帶到許多地方讓更多人聽到。我覺得這才是對自己作品負責任的做法。」
九零現場回憶錄
現場演出是連結音樂的聆聽與視覺很重要的一環。瑪莎在講座後段，快速回憶幾個印象深刻的現場，多是五月天參與音樂祭的早期回憶，包括了兩場同樣在1997年的音樂祭，「野台開唱」及「春天吶喊」。陳德政則分享了許多珍貴的音樂祭宣傳單史料，讓大家瞬間回到當年，憶起當時的樂團圈氛圍。
如果穿越時空回到九零
每場《我們的1990s──重回那個自由躁動的年代 Memory Tapes Rewind》系列講座，陳德政都會與來賓進行兩題與九零相關的問答。陳德政問瑪莎，「除了青春，九零的什麼東西，至今留存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九零年代的自己應該就是個海綿吧。現在可以有的和能夠給予的，其實都是一整個九零年代我所吸收到的。」瑪莎自嘲兩千年後，聽音樂已經變成在做功課，會不自覺分析音樂如何製作、企劃，最純粹的樂趣反而變少了。 瑪莎認為自己現在所能夠跟眾人所說的話、做一張唱片的能力、思考邏輯所產生出的審美觀、寫東西時內容所以提到的、受次文化影響的種種，全都是九零年代那個時候累積的總和。瑪莎也感嘆，十幾二十歲那段時間的自己，是珍貴且吸收力最旺盛的時候。
陳德政回問瑪莎，若能回到九零年代重新做個決定，會想改變什麼。瑪莎想了想，回答「不會啊，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做的決定都還很不錯。」這個回答讓現場眾人笑翻，但瑪莎隨即收回搞笑神情，他回答，「我覺得過了就是過了，不管那時候發生怎樣的事情，其實那個時候的事情造就今天。」
碰到了軟釘子回答的陳德政，不放棄的再追問一題六年前曾在Gigs雜誌訪問過五月天的問題：「自己現在最大的敵人是誰？」當時五月天的答案是「自己」。這次，瑪莎也很乾脆地回答：「時間。」
「越到現在，你會覺得時間真的不夠用。你希望可以做很多事，你有那樣的體力去做，可是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時，除非你睡少一點。」瑪莎也再延續當年雜誌訪問的回答，「我知道我們那時候回答是『自己』，其實很認真的說，到現在也都還是，包括自己的惰性、還有自己的能力，還有你自己的極限可以到哪裡。再怎麼樣挑戰其實也都是這些事情，不會是別人。」
陳德政也拿出當年師大「地社事件」，瑪莎所寫的一段話，為這段九零的時間旅程做結尾，瑪莎當時寫道：這是過程，不是結束，你種下的種子會開出花朵，鮮豔地綻放在真理的牆頭。 對陳德政而言，從後解嚴到千禧年這個時間座標，是這代人很重要、精彩、迷惘、無助，卻又自由的十年，而當初透過音樂、電影和次文化產物在青年身體裡所種下的種子，如今也在心中發芽，他這麼說著：「也許透過今天這個難得的場合，我們講到了一些東西，大家回家去看、去聽，會有一些小小的火苗在心中燃燒。當你們長大以後，或許也會造成生命的某些質變，若能這樣，今天就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