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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我這輩子聽過最沒有道理的話,來自我的老師。

國中的時候,老師要我們把制服穿好,他說「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別人為什麼要尊重你?」我至今依然不懂,為什麼不照學校規定穿衣服就是不尊重我自己,也不懂為什麼如果我沒照學校規定穿衣服,別人就可以不尊重我。(老師認為我可以被這麼沒道理的話說服,這樣算是尊重我嗎?)但總之當時的我照做了,不過並不是因為我被說服,而是因為他是老師。你不需要讀到國中也會知道,如果你不聽老師的話,事情會變得很不方便。
這類遭遇不是我的專利。我在臉書邀請大家提供「老師說過的沒道理的話」,得到踴躍回覆

  • 「吃虧就是佔便宜」
  • 「你以後會感謝我」
  • 花三分鐘訓話:「你拖拖拉拉三分鐘,班上三十個人就是被浪費九十分鐘」
  • 「將來你們找工作的時候,公司看到你們國中頂嘴被記警告,你們絕對找不到工作,最後只能撿回收!」

一個人一輩子聽過的許多沒道理的話來自老師,這種事情有點奇怪,因為老師的工作應該是講有道理的話,而不是反過來。

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要譴責老師們沒做好他們的工作。完全相反,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要提醒老師小心他們的工作。我認為老師這工作有一些特質,容易讓人變得不講道理。我相信以下說明的條件也適用於一些家長和上司。

是什麼讓人只好「不講道理」?

不講道理,表示人要求別人支持某個說法或做某件事,但提出的理由爛到沒道理的程度。有很多情況會使人容易不講道理,例如大動肝火純粹跟別人吵架的時候,或者自己並不知道自己其實沒道理的時候。道德心理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認為人做價值和道德判斷是「直覺先來,理性後到」,這讓人有陷入「道德錯愕」的可能性:當人持有強烈但無法被理性辯護的直覺,就可能同時堅持立場,卻又無法提出道理來自圓其說。

特別是在國民教育階段,我認為,老師這類工作有一些特質,容易讓人「不得已只好不講道理」:

管理責任:老師們被要求管理學生的生活秩序。
教學限制:在資源和時間都不足的情況下,老師們被要求維持知識權威,不能犯錯,又要達成教學目標。

簡單說,「管理責任」讓老師必須支持一些自己不見得有夠多理由辯護的立場,例如為什麼學生必須穿特定款式的衣著鞋襪,「教學限制」則讓老師更容易硬著頭皮講自己也不確定或者礙於限制無法說明完整的東西

深入一點討論,這些處境往往不是老師的問題。

「管理責任」的要求來自過去教育人士對學生的期待,有些期待很難辯護,因為它們只是教育人士的傳統和喜好,缺乏紮實基礎。這個社會曾經相信如果讓學生留頭髮、穿自己喜歡的衣服上學,他們就無法好好讀書,會變成不良少年,一世人撿角。但過去十幾年的頭髮、制服解禁讓我們有很好的理由放棄這些說法。

「教學限制」的要求來自不理想的教育規劃和教材,若以大學科系的眼光審視國高中課本,會發現許多在學術上有討論空間的東西被課本不恰當地說死,例如把尚有爭議的某家說法講得好像就是真的一樣。在填鴨的標準答案教育下,這樣做很方便,但長遠看來教育意義很有限。此外,老師們往往需要協助學生吸收一些自己在有限課堂裡不太可能說明得完的東西,例如國文課本裡提到的各種古人「文風」、歷史課本暗示的各種因果關聯、社會科課本裡高密度的概念。這些不合理的教學限制和限制,讓課堂必然充斥各種不夠好的推論。

「管理責任」和「教學限制」逼老師講自己沒把握的話,要求學生遵守自己難以辯護的規範。在我的國高中經驗裡,老師不講道理相當損壞師生關係並危及教育任務。當然,老師畢竟持有權威,學生不至於違抗,但心裡會隱約認為有些溝通方式對老師無效,也可能進一步對於什麼是好的溝通做出錯誤判斷。

我在研究所畢業後,依然觀察到高中老師和學生對於講道理的不同態度。比較教師研習和對高中生演講的場合,平均來說,學生比老師更願意理解不同觀點和參與討論。這一點尤其展現在面對自己不同意的立場的時候,學生往往比老師更有動機以論點回應,提出來的論點也更完整。當然,這些差異也可能來自其他變因,如年紀和學生受到的規訓,不過我大致上是相信,處境和擔負的任務不同,影響了老師們在講道理這方面的習慣。

講道理的未來

「管理責任」和「教學限制」都是外在條件,並不是老師這個職業的本質。比較一下,大學教師在這方面受到的影響就很有限:一方面,他們可以承認自己不懂,身為學術人員,知識有限是大家的共識,而課堂涉及學術尚無定論之處,則是教學討論觸及學術前沿時的必然。另一方面,人類上了大學之後會忽然發生神奇的轉變,不需要照學校規定穿制服、睡午覺,也可以好好存活,因此大學教師們需要擔負的管理責任相對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在條件正在改變中。

以管理責任來說,現在已經沒有髮禁,教育部明令學校不能基於服儀處罰學生,雖然學校端實行並不徹底,但對學生的各種生活規約確實逐漸鬆綁中,這些改變,都讓讓支撐國民教育的老師們擔負的管理責任逐漸減少。

以教學限制來說,當然,課本上還是有各種「標準答案」需要學生在考試時寫對,而升學主義也尚未舒緩。但近年教育改革方向也確實越來越重視思考過程,例如自2018年加考的國文寫作「知性」題目,要求學生寫論說文,原則上不限定哪種結論正確,而是看學生能否寫出清楚、完整、合理的推論來給分。這種大考方向,在我高中時難以想像。

考慮到老師不講道理會損害師生關係和教育效果,上述外在條件的改變是好事情。將來的老師們會發現他們處於對於講道理友善的環境:他們比較不需要對學生做出自己也無法證成的要求,並且執行更重視思考過程的教育方案。

比起過去的老師,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老師更有餘裕能說出「這個我也不確定,不過課本這樣寫,考試也會這樣考,到時候要怎麼寫,你們好好想一想吧」,或者「確實沒什麼好理由規定大家都要穿制服,而且學校這樣做有違法之虞,不過對外我會全盤否認我跟你們說過這些話(X」。

當然,當講道理的空間被撐開,也會讓將來的老師們順理成章地必須學習用講道理的方式對待和自己權力不對等的學生。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這個專欄開始寫關於「開放式討論」的文章。我希望這系列文章,能幫助老師們面對這些新的溝通教學情境。

*謝謝葉多涵、楊芮雯和peiying shen給本文初稿的諮詢建議。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其他國家的老師怎麼做?:

  1. 老師不會公布誰考滿分,也沒有「全班功課最差的人」
  2. 在法國,家長不輕易稱讚孩子,老師尤其沒這「習慣」
  3. 不讓孩子照單全收,瑞典國文科、社會科老師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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