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國，全世界沒有誰把道德擺在這麼前面的！」——專訪《美國的決斷》作者張國城

發表於 2020-12-032020-12-03By 愛麗絲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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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愛麗絲

「我們那個年代啊，相關議題方興未艾，法律系、政治系的人會覺得充滿希望和熱情，畢業後好像可以發揮所學、大展長才。」1989年，臺灣解嚴之初，新興媒體風起雲湧，鄭南榕自焚、天安門事件相繼發生；同年，張國城進入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那時候長輩碰面打探彼此孩子讀什麼科系，聽到是政治系都說：『喔！很好啊以後可以選立委！』」當時李登輝展開憲政改革，民主直選一步步走向日常；臺大政治系出身的林洋港時任司法院院長。同樣政治系畢業、學經歷完整的連戰，則被視為政治圈明日之星，是李登輝理所當然的接班人。

在時代氛圍的正面影響下，張國城踏入原先就深感興趣的國際關係領域，而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十年間，臺灣更掀起研究中國的熱潮。就讀大學的張國城和當時的學長、現任政治系教授張登及等也成立「蘇聯與東歐事務學會」，雖缺乏學校補助經費，「但沒錢有沒錢的辦活動方法，」他們租借蘇聯、東歐電影、播放蘇聯民歌，在大家對社會主義、共產政權充滿好奇的年代，用自己的方式展開研究。「那時候，我們社團開會都要開玩笑說是代表大會！」張國城憶起過往，彷彿是燦爛的流金年代，閃閃發光。

1994年大學畢業，張國城進入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即現在的國家發展研究所前身，「那時讀研究所，一邊到立委辦公室兼差打工，一個月就有三萬多塊，覺得人生好光明好快樂啊。」因為工作在立法院裡，張國城直言許多歷史就在眼前發生。

從歷史中，我們讀出古往今來的交錯，也能梳理出某些時至今日仍然適用的脈絡。去年，張國城將二戰後的國際關係史撰寫整理成《國家的決斷》一書。過程中，他發現許多和臺灣相關的重大國際關係發展，都與美國決策息息相關，但許多人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解美國是個念茲在茲的問題，」張國城希望透過新書《美國的決斷》探討、理解美國決策背後的動機、成因，清楚剖析這個國際政治中的關鍵角色。

「除了美國，全世界沒有誰把道德擺這麼前面的！」

在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中，其政治制度受英國影響，三權分立的基礎與英國《大憲章》精神如出一徹；最初102名清教徒上岸美洲前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更明確指出美國的建國精神：政府的統治及規範皆立基於人民授權同意之上。而對「契約政治」的尊重與服從，建構出美國的小政府特色，更體現於未來決策中。綜觀國際政治發展歷史，美國極少親自毀棄曾簽訂的盟約。少數例證之一，便是1979年與中國人民共和國建交後，於1980年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美國國會隨即通過《臺灣關係法》取而代之。

「除了美國，全世界沒有誰把道德擺這麼前面的，」張國城直言，所有和中華民國斷交的政府中，除了韓國額外簽訂《新關係架構協定》、雙方互設駐外代表處，美國是唯一一個基於道義、維護契約精神，另訂國內法作為補償的國家，「在美國的外交決策中，維護道德、道義的成分極高，畢竟其實在任何時候，他們都有別的選擇。」

時間退回1944年，蔣介石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雖為美國抗日夥伴，在作戰中卻連連失利；而國民政府在華北圍堵中共八路軍，被當時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視為對抗日不利；加上美軍早基於維護於華北執行任務之飛行員安全，美國政府有了聯共抗日的念頭。不過，面對在抗日作戰中效率不彰、紀律不佳、陽奉陰違的國民黨政府，美國政府並未直接予以放棄，而是希望能派駐美軍觀察團前往考察中共，希望眼見為憑。而後，蔣介石在敗戰壓力下，終同意美國派出觀察團至延安，「毛澤東當時做出他這輩子最正確的決定之一——對美軍觀察團釋出最大善意，」張國城回顧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中共當時一面積極經營對美關係，一面刻意離間美國與國民政府間的互信基礎，」加上國民政府一連串如無限額發行金圓券等行為，讓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崩落谷底，更令美國政府大為感冒，於1949年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嚴詞批判、劃清界線，等於放棄了國民黨政府。直至韓戰爆發後，美國才又與蔣介石另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臺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中，終於確保了台灣的安全。

由於地理上的隔絕，美國對國際權力疆界的變化，有較多時間評估誰正誰邪，以及後續的應對策略。此外，美國選制讓政黨輪替頻繁，掌握行政權的執政黨與掌握立法權的國會互相制衡，執政黨的表現在每次大選中被公開檢視，「一旦攤在陽光下檢視，最常問的就是『你誠實嗎？你的政策一致嗎？你有做到自己的承諾嗎？』」張國城指出，不僅美國總統重視道德形象，經常需透過良好道德形象、動員非營利組織參與投票的國會議員更是如此。「美國國會議員常有種『替天行道』的使命感在身上，」張國城舉出柏楊案為例，當時國民黨政府讓減刑期滿的柏楊必須終生在綠島從業，等同變相關押，正是美國國會議員介入，讓柏楊得以重獲自由。

對道德形象與契約精神的重視，張國城認為也是美國對一中政策態度從未改變的原因之一。「儘管海峽兩岸對一中的認知不同，但一中政策仍然是兩邊都能接受的契約，」張國城坦言，現階段的一中政策可以安撫中國，臺灣也不反對，自然沒有改變的必要。「除非臺灣先改變政策，否則要美國主動抬轎，讓臺灣通往聯合國，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拜登勝選、後疫情時代，臺美關係該何去何從？

回到近期臺美關係，吵得沸沸揚揚的美豬美牛進口議題，張國城認為是貿易世界中國際政治的日常，「各國政府都在做一樣事情，都是企圖以內政手腕、說服某種程度的開放與交換，來達到外交目的，」張國城舉出1960年代，美國希望強化與歐洲彼此互信基礎——即使蘇聯只攻擊歐洲，美國仍會以相互保證毀滅的軍事力量對抗，企圖於西歐各國部署中程核武飛彈為例，「當時西歐各國人民擔心一旦部署飛彈，自己家就會成為發生衝突時首要攻擊目標，於是選擇『寧赤勿亡』，反對美軍部署，」當時西歐各國政府面對關乎存亡的嚴峻衝突，必須想方設法，在內政與外交間取得平衡。

談及美國大選，張國城則認為拜登勝選是必然的結果，「他採取非常傳統、有效的選舉策略，」提名具有非裔、亞裔血統的女性賀錦麗作為副手，等同穩住大部分西岸及少數族群選票，只需將資源集中於搖擺州即可，喬治亞、威斯康辛、密西根等州開票結果翻盤，在張國城看來並不意外。

過去四年來，川普打著積極反中的旗幟，「但反中不可能是總統自己一個人拿著武器去反中，」張國城說，川普與歐巴馬最大的差異，體現於兩人對官僚機構的態度之上，「歐巴馬非常尊重官僚機構，川普則相反，他上任後五角大廈、國務院都有大量的人辭職，且出缺不補。」但在外交策略上，川普與歐巴馬時代並無太大不同，「反倒是退出TPP，這實在是個不太聰明的決定，」張國城直言歐巴馬制定《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時，以嚴格的智財權、勞動人權等標準作為門檻，名正言順地將中國拒於門外。然而，川普退出TPP後，由中國領軍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談判多年後簽署通過，中共影響力在幾年間正逐漸坐大。

如今美國慘遭疫情肆虐，張國城認為，美國社會將開始反思、檢討自己的政府作為，在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各方面有哪些失誤，而非批判中國，「如同越戰失利，美國的政治文化中，自我檢討的成分絕對大於檢討他國。」面對未來發展，中國將成為美國戰略經濟的頭號競爭者，反觀臺灣社會目前對美國質疑、批判的聲浪，張國城坦言令人擔憂，「在我們最需要美國的時候，卻是臺灣社會對美國最不信任的時候，這恐怕正是中國渴望見到的。」於是他執筆成書，將專業見解通俗呈現，希望透過《美國的決斷》，讓臺灣讀者理解國際政治下的現實脈絡，以及臺美關係的下一步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