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血案》和認知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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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世紀血案》這部電影圍繞「林宅血案」拍攝，官方在記者會主張這部作品並無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演員說簽約時劇組聲稱已經取得當事人同意，但其實並沒有。
（若讀者對這段歷史不熟悉：在一九八零年，黨外人士林義雄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時，住家遭人潛入，三位家人死亡，一位重傷。當時林宅在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監控中，監察院民國八十五年發佈的調查報告指出，從警備總部的紀錄，可看出情治單位隱瞞與銷毀相關監控資料。）
《世紀血案》議題，讓許多人發現自己對台灣戒嚴歷史不夠了解，這些人還算是幸運的，因為另外一些人連這都沒發現。然而，對於那些比較了解台灣戒嚴歷史的人來說，要普及這方面的資訊，卻相當困難。例如，有些因為戒嚴受到負面影響的人，早就學會別說話，他們當中許多人即便到了政權和平轉移的兩千年，依然不願意討論政治，這種現象是心理和情感上的。此外，就算是關心歷史並有心討論的人，也往往遇到兩難：
- 台灣的轉型正義步調緩慢，要跟人討論過去威權政府的道德錯誤相當困難，有些人會直接說「過去的事情幹嘛提？」。事實上，就連檢查國民黨黨產是不是從民脂民膏搜刮而來，都會被說是在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迫害，當社會包容鬼扯，政治詞彙的顛倒使用就會很廣泛。
- 但如果不提，則等於變相的在替威權背書，默認了過去歷史沒有什麼需要追究之處。
無知反而是好選擇
有知識的人在推廣上遇到各種困難，而對於無知的人來說，保持無知則成為最安全的選擇：
「對啦，我也是台灣公民，理論上需要為台灣政府在轉型正義上的決策負責，但問題是我又不懂歷史，你總不好拿我不清楚的事情責備我吧？」
面對酒駕或無差別傷人案件，有些台灣人會憤恨不平的叫囂要「廢死團體」出來負責（即便這毫無道理，因為台灣有死刑），但對於自己國家發生的政治暗殺（例如林宅血案）和政治大規模殺人（例如二二八事件），卻沒有什麼感觸。若政治操弄沒有發揮作用，很難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劇烈的心理差異。
若你關心轉型正義，你被期待得要主動教育其他人。你的教育行動任務困難重重，時常被認為是在找麻煩，但若你默不作聲，就等於是在替你不同意的立場背書。這種困難處境並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台灣人獨有，而是廣泛的籠罩在人類社會裡的弱勢族群身上。
美國作家 Audre Lorde 是一位黑人女性主義者，他曾寫過一段文字，說明弱勢族群如何被期待去教育別人，並且被這種期待搞得筋疲力盡。到頭來，那些「我很願意了解你的弱勢處境呀，只是如果你不教我，我怎麼會懂？是吧？」的人，其實也是壓迫環境的一部分（不管他們自己有沒有發現），讓受壓迫的人重複勞動，並且留在原地：
「社會期待黑人與第三世界的人去教育白人，讓白人理解我們也是有同樣人性的人類。社會也期待女人去教育男人，女同志與男同志去教育異性戀。與此同時，壓迫者得以維持自身位置、逃避自身責任。這種持續存在的期待不斷消耗被壓迫者的能量。這些能量本來可以有更好的運用：用來重新定義我們自己、發展現實路徑去改變現狀，並建構未來。」
※這段文字出自《Sister Outsider》（局外人姊妹），是 Audre Lorde 討論種族、性別和自身經驗的評論文集，尚未翻譯成中文。
當你受到認知剝削
哲學家貝倫斯坦（Nora Berenstain）認為，當你遭遇上述段落裡的處境，代表你正受到「認知剝削」（epistemic exploitatin）：
- 你受困於不正義的處境。
- 有人對此很無知，並理所當然認為你要負責教育他。
- 有時還會加碼要求你要態度良善、風度翩翩的進行教育。如果你因為同樣的話已經講過五百次了所以態度欠佳，那你的困境就會被認為是你活該。
當你受認知剝削，你面對兩難：
- 你通常有好理由不說明，因為說明的成本很高、成效很低。你很容易遇上惡意的質疑和不斷跳針的對手，看似想聽你說，但其實只想對你說教。
- 然而，若你因此放棄說明，會讓自己的處境更糟：在這種情況下，你看起來根本沒有陷於不公平處境。你的沈默會成為證據，被你的對手拿去說明為什麼現況並沒不公平，女人、原住民、移工或同志已經不再受到歧視。
※貝倫斯坦的分析出自《Epistemic Exploitation》這篇論文，全文可在此閱讀。
這種情況之所以是一種「剝削」，是因為你提供的教育通常是免費的、往往不會有回報；你損失了機會成本來教育別人，而你的付出往往根本不會視為一種付出，被你教育的人通常不會覺得他因此虧欠你什麼，而是會覺得理所當然。若你運氣不好，他甚至可能覺得你在對他說教、浪費他的時間。
此外，雖然我把這類互動稱為「教育」，但被你教育的對象往往不會認為你在這方面懂得比他多、他是來向你學習的。不管是黑人白人、原住民漢人、本省人外省人、女人男人，還是同性戀異性戀，關於壓迫的結構，壓迫者往往比被壓迫者無知，畢竟他們不會因此受苦，因此也就也沒有動力去理解。甚至，對他們來說無知還比較好，能夠心安理得的享受優勢，不需要改變現狀。然而，若在某個議題上你無知到不知道自己有多無知，你反而有可能誤以為自己懂得還滿多的，夠格跟真正的專家「對等交流」，即使你的質疑是基於淺白的誤解，你也有可能覺得對方得要給出實質回應，否則就算是他理虧，例如下面這些：
- 國語就是中文，原住民憑什麼要求用羅馬拼音在身分證上寫族名？
- 台語沒有文字，為什麼能算是一種語言？
- 女生都能當總統了，可見台灣社會已經沒有性別歧視了，不是嗎？
- 同性婚姻通過之後，爸媽變不見，怎麼辦？
- 綠共也箝制言論自由，跟戒嚴有什麼不同？
- 何不食肉糜？
因此，若你處於認知剝削，你為了教育對方付出的心力不但免費而無回報，還可能在對方的誤解之下成為佐證，讓對方認為自己對現況挺了解的、能夠提出對等質疑來挑戰你。
言論自由的阻礙
在二〇二六年，言論自由已經成為常識，任何基於政治因素去審查或懲罰言論的政府都會受到譴責，因為我們認為言論市場應該保持自由和公平。然而，當任何政治意見都能夠發表而不受到公權力懲罰，我們的言論市場就算是自由與公平了嗎？我過去曾經指出一些線索，它們都顯示情況沒有這麼樂觀：
- 弱勢族群可能不熟練主流語言，並且更容易受到羞辱，他們得要進行大量情緒勞動才能參與公共討論，這根本不能算是什麼對等交流。
〈言論自由人人有，有人比你更自由!?〉 - 反動派和保守派許多時候會把進步意見界定成「政治的」，並加以排除。
〈政治無所不在，只是你沒在看〉 - 那些無視言論自由的國家和單位，技術上除了能對內審查和懲罰言論，對外也能製造假消息來打資訊戰。
〈當「言論自由」傷害言論自由：我們需要用新的角度理解言論自由嗎？〉
政治鬥爭不斷進展，舊的問題被解決方案解決，接下來就輪到解決方案被新的問題解決。人的概念觀也不斷進展，舊的言論自由分析看見政府不該以審查和處罰的方式管控言論，但不見得能看見權力差異對言論市場的影響，也不見得能預料社群時代資訊戰的打法。
這些言論自由的新問題，或許會讓現代人覺得有點絕望：我們台灣挺過了戒嚴，發展成亞洲最民主的國家之一，但我們還有這麼多問題沒有解決嗎？
但我不這樣認為，最後我想提供兩個意見，給大家參考：
首先，人類文明的歷史往後數有幾千年，若核戰沒開打、AI統治沒有發生、氣候危機能控制住⋯⋯那麼往前至少也會有個幾千年，你總不會覺得自己剛好經歷到人類解決了所有問題的那一年吧？
再來，看見問題總比沒看見好，這些問題能浮現在我們眼前，已經顯示了人類的努力確實能取得進展。
在開發主義的社會，我們已經習慣科學技術的進展日新月異、沒有盡頭，這不但不會讓我們覺得絕望，反而讓我們對未來一片樂觀，我認為我們也有理由用同樣的態度面對人文觀念和政治價值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