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台北漂流】伊格言：一起耍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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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
文／伊格言
小編碎碎念：什麼台北漂流，這簡直是伊格言自傳！
英國研究顯示，台灣大一新生入學時為單身者，迄大二開學止，一年之間，將有52％成功結交過異性或同性伴侶。而若以上述之異性戀情侶為統計母體，則男性台北人（戶籍設於北市或新北市，即大台北地區）搭配女性非台北人（戶籍非設於大台北地區）之機率為45%，遠高於男性非台北人搭配女性台北人之機率（15%）。換言之，「北男南女配」之機率為相反配對之三倍。
以上當然是標準「英國研究」──我瞎掰的。然而虛構之事未必為錯（我心底的OS：是的，此即所謂「小說反映『真實』而非『現實』」之明證），我相信多數和我一樣的南部土包子都曾有類似經驗──小大一興奮無比，心中充滿對大學生活的美好憧憬：我欲來去台北來打拼（或打混），聽人講蝦米好康的攏在彼──而後你迅雷不及掩耳地發現，連把妹你都輸人一截。我提此事其實並無火氣，意亦不在「戰南北」；十九歲土傻萌的我當然不會知曉彼時明明白白展示在我面前的就是文化資本差距。不，我並不打算否認曾有一段時間我還真誤以為佐丹奴是高級品牌的；這事蠢到我自己都感覺不像真的，是以當很多年後，馬總統自然而然地說出「那些都是穿Giordano的人」時，我遂於電視螢幕前冷汗直流，面紅耳赤，彷彿犯錯的人是我一般。是的，這確實也是一個關於階級流動的故事；諷刺的是它直接牽涉的是文化資本，而非經濟資本──也因此更難為他人（包括我父親，一個原本就極度缺乏文化資本的人）所理解。
我的父親。常時我向他人如此介紹我的家庭：我父親是小兒科醫生，臺北醫學院（此刻的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我母親是藥師，高雄醫學院藥學系畢業。我的祖父母是台南後壁鄉下一對再普通不過的農夫農婦。我並不確知我的父親何以選擇行醫作為一生志業；我想最重要的原因約略是為了「脫貧」吧？我曾聽父親不只一次提到童年年節時分一家人分食幾塊肥豬肉時那異乎尋常的感官體驗──父親（想像一位剃平頭穿麵粉袋，長得像一休和尚的小男孩）嚥下那一口柔軟滑腴的肉時大約覺得世界的光度都改變了吧。這確乎並非自小（於物質上）養尊處優如我者能夠體會。據我所知，祖父既非富農亦非貧農，是以父親的經驗大約就是一個彼時台南縣鄉下一般農家子女的經驗──至少在關於物質享受此一層面上。值得慶幸的是，無論主觀願望或客觀環境，那都是一個脫貧的好時代（詳見〈如何論證一代不如一代，與文明簡史〉）──這正是一個藉由教育與升學窄門成功實現階級流動的標準版勵志故事。醫學系畢業的父親在我六個月大時於小鎮新營開業。我往往半開玩笑地這麼說：「六、七年後，等到我上小學，我們家莫名其妙就成了有錢人了。」
此即是「鄭小兒科診所」於我之意義──它使我在成長過程中物質不虞匱乏。免於貧窮與飢餓於我而言唾手可得；然而與此同時，成長的環境亦使我成了個文化資本匱乏的南部小孩。理論上，經濟資本當然可相當程度被轉換為文化資本，是以同於當時絕大多數中產階級父母的（錯誤）想像，我也上了才藝班，學了鋼琴和書法；但坦白說，基於見識，基於「文化資本貧弱」此事之先天限制，儘管我從小就沈迷於閱讀（對，記得《漢聲小百科》嗎？記得《民生報兒童叢書》嗎？），我的雙親並未成功而有效率地執行「以經濟資本積累文化資本」此事。他們並不知曉「此路可通」。而新營──我的故鄉，我所成長的小鎮，在我小時它涵容了7萬人口，三十年後的此刻依舊7萬──曾擁有一間三商百貨（現在沒有了），曾擁有一間墊腳石書店（現在消失了），曾擁有一間金石堂書店（此刻還在，但令人惶惶不安憂慮它隨時準備關門大吉，因為它超過了一半面積在賣文具），曾擁有一間星巴克（此刻還在，且據我觀察生意不惡）。我小時身上衣飾全數來自傳統市場裡的傳統服飾店，它們擁有的都還是「凱嘉服飾」、「小袋鼠童裝」之類的中文店名，因為其時它們還不懂得以洋名假掰裝高級；而「小袋鼠童裝」的女老闆正是我國小同學的媽媽。當然，（當時）沒有Giordano。
我就是這樣長大的。文化資本之匱乏直接體現在我雙親對我未來的想像上──或說，體現在對我未來的「缺乏想像」上。最初我的志願是當火車司機（以現今行話言之，幼稚園的我是個小鐵道迷？），上小學後很快變成科學家。我雙親對此樂觀其成，因為他們全然缺乏對其他可能性的想像，尤其是人文方面──他們並不理解作為一個編輯、一位學者、一個藝術家、一位記者、一位媒體主管或開一間文青咖啡館是什麼感覺──那不是他們想像中的「正常職業」。他們只明白當醫師、當藥師、當老師、當公務員或當工程師是怎麼回事，而那就是他們唯一認可的好職業。於此想必無須我多作解釋，因為有許許多多嬰兒潮世代的台灣父母盡皆如此；我們對此再熟悉不過了（其他類似偏見尚有：漫畫書沒水準、小說乃無用之物、迷金庸毫無益處、打電動千萬不可以、讀文科會餓死、男生一定得唸理工醫，以及，「長大後不准碰政治」）。
想當醫師，想當工程師，「成績好」絕對必要，是以國中畢業後我們要不是被送往著名的私立興國高中（興國高中，舊時台南縣四大私立名校之一，他們為成績較好的同學特地成立了「醫科班」，每年以極高命中率消耗著各大醫學系的有限名額），要不就是讀公立高中但同時被送往補習班。說實話，南一中時期的我是個喜歡補習的小孩，因為我覺得補習老師有效率極了──要在每週三小時的短暫上課時間中教完所有進度，當然非有效率不可。但直到我到了台北念大學，我才真切體會，原來連補習老師都有城鄉差距──一般而言，在南陽街過氣的補習老師才會開始他們一路向南的「巡迴」；而當遶境的老師隊伍離開了台中一中街水利大樓，則大致也宣告了他們職業生涯輝煌時期的終結。不，我們毋須替他們的生計憂心，如我所言，那是個致富的黃金年代，身懷絕技兼且吃苦耐勞的名師們（他們以驚人的毅力與天分維持著上課的強度與笑話的密度）大約皆已攢夠了一輩子足以高枕無憂的財富；而進了台大之後你才發現，最大門派當然不會是你們南一中或中一中，令人意外地亦非建中北一女，而是沈赫哲與殷非凡。
此即城鄉差距。此即文化資本差距。我難免幻想著如若我成長於台北，在其他條件皆不變之情形下（控制變因），我的聯考分數好歹也會再高個二三十分不成問題吧？如若我國中時就能讓高國華或陳子璇教英文，我外語能力應該不會像現在這麼爛吧？（我想這是後來「補教人生」轟動上映之時我之所以倍感親切的原因？）而我們南部男生之所以連把妹也輸人，此亦為主因之一──當補高國華與沈赫哲出身的北部男孩們往往能機靈且熟練無比地安排一整套浪漫約會行程時，來自小鎮新營（此刻連間電影院都沒有）的我才笨拙地開始學搭公車搭捷運。看文青電影？抱歉，我上大學之前唯一看過的藝術電影可能是英瑪‧柏格曼的《秋光奏鳴曲》，僅此一次別無分號，那正是一位喜歡我的女孩帶我去看的。女孩怎會知道？因為除了天生聰慧之外，她尚且擁有比我豐厚許多的文化資本──她的父親是歷史系教授。是以十九歲的我如何可能知道什麼叫「影展」呢？缺了件防風夾克時我如何可能知道該往何處置裝呢？唯一可反擊之處是，我大學時代亦曾交往過一位女友，她是台北女孩，而她不會騎腳踏車。這是我遇見她之前無法想像的。
我慢慢學會了這些。子入太廟每事問──這比喻確乎不倫不類，但理想狀況如此；事實是「子入太廟每事傻」或「子入太廟每事土」。如若你是位具交際天分的年輕人，你會學得比較快，因為你確可「每事問」──你找得到人問；至於害羞如我，的確就只能傻在原地、土在當下，繼續「stay foolish」了。
如果可以，我們當然不會容許此事一再發生。但與其說我們正是經典好萊塢老片《窈窕淑女》中欠調教的奧黛麗赫本，不如說我們更像侯孝賢《戀戀風塵》中慘遭兵變的阿遠；或《大亨小傳》中那終究在黛西的石榴裙下一敗塗地的大亨蓋茲比。由此可知，類似故事並非九〇年代所獨有，身為嬰兒潮世代的雙親想必亦曾親歷。然而與我的父親相比，我已擁有更好的基礎；因為我父親面臨的是經濟與文化資本的雙重匱乏，而到了我這代，由於我父親的成功脫貧，我的難題僅餘「文化」一項。這正是導致我父親與我嚴重衝突的因素之一。
高中畢業後我考上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順利成為我父親的學弟；我並不打算繼承衣缽，因為我對小兒科並無興趣，我有興趣的是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但出乎意料的是，在醫學系期間我讀得極其痛苦，於是萌生了逃離醫學系的念頭；這使我與我家庭的衝突在極短時間內尖銳化。這理由再簡單不過：我的雙親確實不明白在放棄醫學系之後「出來要做什麼」──如前所述，在他們的想像中，讀文讀商者實無正當且報酬合理之職務可選；更悲慘的是，水深火熱中的我，其無知程度也比我父母好不了多少。我同樣對所謂「文化工作」之確切樣貌極其懵懂，一切皆憑想像得來。
於故鄉新營，在那至今仍人口7萬的小鎮裡，即使小鎮仕紳如我父母者也沒怎麼見過任何一名文化工作者，更何況他們與我同樣不善交際。資訊匱乏之年代，無網路，無臉書，當然也讀不到〈25歲前，就定位〉或〈35歲前該完成的人生20事〉此類生涯指導──遑論其對錯。面對此一人生變局（而今看來何其渺小輕盈；簡直是中產階級一帆風順之癡傻人生中的小小意外），我與我父親同樣手足無措。而我此刻知道得多麼清楚──其時以我父親開業20年攢下的積蓄，遊學、留學、再考、換領域、學語言⋯⋯可行的選項可多了。我父親對我的愛毋庸置疑，那必然就該是以經濟資本交換文化資本的關鍵時刻，且我們恰恰負擔得起；然而我與我的雙親無能於此，合作無間，一起耍笨，除了以碎玻璃般尖銳的語言傷害彼此之外什麼也沒做。
俱往矣。此即是我最初的台北漂流。我至今依舊笨拙地學習著這套與我的出身格格不入的語彙。而今我算是「半成功」了嗎？（笑）以此套語彙標準而言，我穿著不體面，對場面話之運用極生疏，常過度真誠以致暴露弱點，加之以生性寡言，對場域內之利益交換本能性拒斥，要不是身上還有些獎項頭銜堪用，要不是筆下還真有幾本書，要不是氣質尚可，要不是「天公疼憨人」（？）；我簡直一無是處。我常抱怨自己不上相，總自嘲地不斷強調「本人比較帥」或「本人比較瘦」，而事實上此類抽象意義上之不上相才是真正難以迴避的不利因素。我不願過度強調此事之影響，然而也難以對此視而不見。我完全理解《海角七號》開場那句「我操你媽的台北」，雖則這些年來緩慢累積著自己的文化資本的我向來不曾如此憤世嫉俗；畢竟在「操你媽的台北」這層意義上，我可能尚且相對是個「北漂勝利組」而非「敗北者」（敗在北部者）。而我偷偷埋怨著我的父母（像個忘恩負義的陳世美），埋怨著自己，埋怨著我們這個在當初的關鍵時刻相親相愛彼此指責蠢成一團哭成一團的小鎮一家人。有時我以「生命真是太艱難了」作為日常中所有慨嘆語之起手式──此話聽來若有千帆過盡之滄桑（想像鏡片後那對灰敗的眼睛，鬢邊夾雜的白髮與抬頭紋，它的反義句是「教練，我想打籃球」──青春之勇，如此純真而無知於人世險惡，無知於自身之限制），但我必須說，相較之下這已是輕描淡寫；事實上更準確的潛台詞是「人如何能與那龐然不可測之命運對奕？」
人如何能與命運對奕？答案當然是：不能。命運絕對比人工智慧AlphaGo更能羞辱你，因為它的內部演算法即是天機。那正是我於今未止的北漂時代予我之最終感想。英國研究顯示，台灣大一男女交往的配對組合以「北男南女」為多；研究不真，但結論不假；我尚且好奇的是：那後來呢？後來怎麼了？小大一終究有轉大人的一天，而他們將被屬於他們自己的台北漂流經驗形塑成何種模樣？（一個墮落的故事？勵志的故事？荒謬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一齣喜劇或悲劇？）當五年後他們逐漸步入職場，當十年後他們逐漸步入婚姻，「北男南女」的配對狀態是否仍維持絕對優勢？抑或此現象僅呈現於在較高階級、較高社會地位之群體中？如此文化資本之差異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婚姻？
我沒有答案。這是個社會學問題，我未及讀到相關英國研究。而我哀悼著我的癡傻人生，嘲笑著曾如蓋茲比一樣天真愚笨地嚮往著對岸那盞遙不可及之綠燈的自己。屬於我的台北漂流正是我和我的父母一起耍笨的歷史。往好的方面想，除了荒謬且頗具娛樂效果之外（對，喜劇就是悲劇加上距離），那還真有些萌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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