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年國民黨沒有敗走臺灣？陳冠中用《建豐二年》烏有史重構新中國

發表於 2016-01-222016-01-22By 陳心怡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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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心怡

走跳江湖，常瀕臨餓肚子卻沒真餓著、也沒失去夢想的文字與影像小工人。

文／陳心怡

1979 年 12 月 10 日是《建豐二年》的開端，也是臺灣美麗島事件發生日與國際人權日，往前回溯三十年，對照大陸發生過的文革、北京民主牆、四五事件等，如果 1949 年不是共產黨拿下中國，而是國民黨勝利後執政，新中國會有怎樣的面貌？陳冠中用蔣經國的字「建豐」，以「烏有史」（Uchronia）方式重構中國這 30 年的歷史。

是什麼機緣讓陳冠中採取這種創作模式？他在香港校園演講時，與多數對 1949 年後國共關係不熟悉的大學生們對話時激盪了許多有趣的思考。比方說，「如果 1949 年國民黨勝利、共產黨失敗，國民黨繼續執政大陸，世界會變成怎樣？」、「如果國民黨沒輸，我的爺爺奶奶就可能不會來香港？」、「1949 年就是中國復甦的一年，會變得很有錢，中國商品可以直接賣到美國，香港只會是安靜的殖民地」⋯⋯等一連串假設都在沒有限制的情況下跳了出來，這些奇想刺激了陳冠中的創作欲望，為虛構《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打下基礎。

以烏有史挑戰決定論

陳冠中選擇以烏有史方式重構這段歷史，為的是挑戰歷史決定論的偏狹。不論是黑格爾的唯心論、孔德的實證主義或是馬克思的唯物論，他們都以歷史直線發展的必然性預設了一個終點，在當代則以日本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的終結」為經典代表，他預期人類將會在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上達到終點。

陳冠中想反詰的是：「歷史必然如此嗎？」他認為，歷史如果註定是必然的，似乎意味著人不用努力，就會很自然地往那個命定的方向走去，很宿命也很侷限；但如果我們挖掘出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會發現裡頭充滿許多偶然與可能性，這就有討論空間，「我覺得這會比較貼近真實歷史的發展」。

烏有史，雖名為「烏有」，但仍不脫離「史」的本質，當陳冠中決定重構新中國史時，虛與實的拿捏與掌握就考驗著他的功力。在陳冠中看來，民國初年的第三勢力、土改、釣魚台、西藏、文學等，都是烏有史仍得處理的基本議題，因此他選擇了七個歷史人物，各自身負重任，讓這本小說可以囊括他所關心的新中國種種面向：「我自己提出問題，然後我得提出解答。」

四平戰役為扭轉歷史的起點

陳冠中認為，國共勢力的翻轉關鍵是 1946 年東北的四平戰役，因當時有孫立人率領強勁的新一軍加上白崇禧在東北督軍，國軍要擊潰共軍是可期之事，但蔣介石接受美國停戰調停，讓共軍得以喘息，從此兩方勢力扭轉，陳冠中因而重新佈局四平戰役，讓國民黨大勝、共軍流亡中蘇邊境。

當年中國有不少知識份子、哲學家夾在國共之間，既不認同國民黨、也不想跟著共產黨的腳步，陳冠中讓這股第三勢力的經典張東蓀率先登場。國民黨統治中國後，張東蓀偕妻移居香港，不得志地過了一生，在陳冠中筆下，張東蓀多活了三年，比「一代魔頭拉柴」（毛澤東）多活一天，並留下遺作《我花開後百花殺？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是烏有史中思想家對於時政再一次烏有的想像。

「我推論國民黨若繼續在大陸統治，也不會馬上實行民主選總統，當時的氣氛也是會想盡辦法把對手幹掉，根據老總統在臺灣連任五任的作為，把小蔣培養好才交出政權，如果整個大陸都是他的，他也不會把政權放出來。」陳冠中對蔣介石性格與決策的推論，是來自他整肅孫立人的方式。直到 2015 年馬英九正式為孫立人平反，終於證明孫的清白，但也同時驗證了蔣介石當年為鞏固蔣家勢力鏟除異己的作為。

也因為蔣介石連任五屆、為少總統繼任鞏固政權，陳冠中認為八零年代中國老百姓發展的狀態會提前到 1949 年就出現：中國會更早崛起，臺灣仍是殖民色彩極濃的農業省份、香港也沒這麼重要，美國會把中國視為貿易重要夥伴、中國股市狂飆，奧運早在 1972 年於首都南京舉行⋯⋯新中國徹底實踐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均富精神，「在中國人統治的中國土地上，近百年都沒有比現在更富足安定的時候了。」

年過五十媒體人，立志成為小說家

2000 年以前的陳冠中活躍於媒體圈、文化界，發表評論、寫劇本、做節目、演電影，「我是紙媒、電視與電影年代的人，當時以為電視最厲害了！」1994年，陳冠中來台創立超級電視台，當時臺灣有線電視剛開放，據他形容，那是一個「誰都能做電視台」不可思議的年代；在台北待了六年，實現了電視夢，接下來，他並沒有繼續加快腳步追上新媒體戰局，反而抽離了媒體圈，決心寫小說。

陳冠中

2009 年第一部小說作品《盛世》問世，「這時我才決定要當小說家，因為再不做就沒機會，我夠老了。」年輕時，不敢想像可以小說家為事業，年過五十，陳冠中才敢期許自己走上這條路。

從《盛世》寫到《裸命》，接著是《建豐二年》，人稱「中國三部曲」，陳冠中自己可不這樣看，「也許還會有四部、五部、六部接下去」。不是誇口，而是因為他認為要處理中國的複雜問題，光寫評論實難透徹精闢，用小說呈現毋寧是更好的形式。

用小說為華文文學家平反

因對小說帶著崇高期許，在陳冠中心裡，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學發展斲削之深，阻斷了原本該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華文作家們的文學生命，也因此，陳冠中給了這些文學家們一個機會：如果是國民黨執政呢？

第一個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會是 1968 年的老舍，不僅比 2000 年的高行健早了 32 年，而且也不會在 1966 年就跳湖自盡；七年後，1975 年是林語堂獲獎。

以中國日增的國力，寫作群體數目之大，成名作家創作之豐，中國作家再取諾獎是指日可待的。⋯⋯下一個大熱門當然是沈從文，但是說不好也可以是巴金。黑馬是錢鍾書，冷門是年紀最輕的張愛玲，大冷門是施蟄存。一九七五年，他們都健在，都住在中國，都顯出旺盛的文字創作力。甚或可以說，四九年後他們的作品，猶勝之前的成名作。⋯⋯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結束，國家內政安全的最大威脅已解除，民國初抵升平世，意識形態領域由你死我活的敵對轉為眾聲喧嘩的爭艷，只要不替共黨張目，不直接衝擊國民黨的統治，一般文藝創作幾乎百無禁忌，文化既無禁區，文學自然繁花似錦。

這是陳冠中在《建豐二年》中的預測。

「中國三部曲」在大陸被禁，陳冠中難掩惋惜，因為這三部作品的目標族群是大陸的知識份子，他希望能藉此激盪出更多思考反饋當今中國現況。寫了無數評論的陳冠中，在小說架構裡自有他的推演邏輯，讀者若不認同，他接受，但無礙於建構這段烏有史的意義。

陳冠中說：「小說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小腳走到讀者身邊，評論文章往往沒有這份耐力，我相信過個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小說就會找到它的讀者，你很難預料，我覺得這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