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就是我們】張耀升：牯嶺街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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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耀升
文／張耀升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名稱已經點破電影劇情上的高潮「少年殺人」，然而更重要的是，事發地點「牯嶺街」。
牯嶺街舊名佐久間町，以台灣日治時期第五任總督（1906-1915）佐久間左馬太（Sakuma Samata 1844年-1915年）命名，佐久間以武裝鎮壓台灣原住民知名，「佐久間町」即有宣示權力的意味。佐久間町位於總督府附近，現今牯嶺街小劇場所在地即是象徵日本威權統治的憲兵分隊所舊址，日人於此興建的建築多屬文武官宿舍與醫院、政府機關、學校等公共設施，電影主角小四所就讀的建國中學即為日人所興建的第一中學。在當時的台日隔離政策下，牯嶺街是只有日本人才能居住的住宅區。
日本戰敗後，日人必須全數強制遣返，牯嶺街的居民便就地擺起地攤，拍賣古董字畫、貴重書籍以換取生活費用，一時盛況空前，蔚為奇觀。在日人盡數遣返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軍公教人員也住進牯嶺街一帶日本人所遺留下來的宿舍，也開始賣起舊書，到了 50 年代中期，牯嶺街已然成為台北市最知名且最重要的舊書攤。
對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舊書攤的意義並不只是可以在此買到廉價的二手書，更深一層的意義是，此處有著許多禁書。在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以及恐共心理作祟下，無論作者來自中國大陸、蘇聯或作者背景、書籍內容具有共產背景、思想、聯想，一律列為禁書。在台灣作家鄭清文的許多短篇小說中，也時常可見警方或情治人員出沒舊書攤查訪禁書的情節。然而「禁書」在思想上的箝制卻同時也暗示著流通禁書的所在地牯嶺街有著思想與知識比外界更自由的可能，因此，牯嶺街並不是一個單純的事發地點，它同時具有多重殖民意義：是日本殖民時期台日隔離政策下，台灣人無法進入的日本住宅區，也是日本戰敗後接手的國民政府軍公教人員的所在地。更特殊的是，它是警備總部、情治單查緝禁書的重點區域，籠罩在高壓肅殺的氣氛下，卻又同時是多元文化的窗口。而在中國歷經對日抗戰的外省族群，卻又在台灣住進日本人遺留下來的日本宿舍，身為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卻又遭受國民政府的嚴厲監控，立場的矛盾與衝突非常複雜。
時間畢竟會沖淡一切，從白色恐怖、戒嚴時期、解嚴再到二次政黨輪替，今天的牯嶺街從小劇場一路到紀州庵，今生早無前世的雲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