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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蘭人,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學家講話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人懂得比自己以為得少,這某意義上是知識分工的正常結果,但會在一些地方讓人做出爛判斷,在《知識的假象》裡,認知科學家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芬恩巴赫(Philip Fernbach)說明哪些方法可以幫我們舒緩這些問題。這本書容易讀,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平鋪直述的心理學實驗,就算通勤中無法全神貫注也能讀得順暢。不過需要偶爾停下來注意一下作者介紹目前這個實驗是為了證明什麼東西。

我懂就是你懂,你懂就是我懂

科學觀察到人在很多地方高估自身。例如1976年,美國SAT(大學入學智力測驗)後面附的的問卷顯示,有七成學生認為認為自己的領導能力比至少贏過五成同學。

人比自己想的無知,怎麼辦?好在人類社會是知識共同體,許多知識被外包給親友和專家。人類適應得很好,在一些實驗裡,當人知道某些知識已經被專家掌握,而自己隨時可取用專家的研究成果,便會表現得好像自己也真懂了一樣。

研究者讓兩組受試者分別閱讀兩則虛構報導。「開放組」閱讀的報導說,科學家發現了一種自體發光的石頭,並且已經將其結構、特性研究透徹。「封閉組」閱讀的報導講了一樣的事情,但補充說發光石頭的研究被國家列為軍事機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細節。研究者請讀完報導的受試者評估自己對發光石頭了解多少,結果顯示「開放組」認為自己很懂那石頭,「封閉組」則不那麼有自信。斯洛曼和芬恩巴赫認為,這差別顯示了我們會用「自己可取用哪些知識」來評估「自己懂多少」。

這不算糟糕。在現代社會,知識能力可以用錢買到。我不需要知道感冒的原理和應對措施,只要巷子口的診所裡有人知道,而且我有健保和300元掛號費,就沒問題。我靠哲學寫作和授課維生,這種社會合作讓我可以用哲學知識取代醫藥、機械、電子知識:只要我付合理價格,就可以找到人處理需要那些知識才能處理的問題。

靠,所以我究竟懂多少?

不過人總是會遇到真的需要自己懂的時候,例如投票時。不意外,許多調查顯示人是在超級無知的情況下投票。一個問卷裡,有80%受訪者認為「基改食物應該要標示」,不過,認為「含有DNA的食物應該要標示」的受訪者,也有80%(提示:哪些食物不含DNA?)。在《反民主》裡,哲學家布瑞南(Jason Brennan)指出,民主社會裡政治倡議的極化效果,會讓人們的認知產生系統性偏誤。「2000年大選的時候,美國總統候選人高爾和布希,誰比較支持墮胎權?」這個選擇題答對的機率應該是一半,但在調查裡做對的美國民眾不到一半:人們憑自己本事達到的正確率,甚至輸給銅板[1]。

人對自己的知識擁有多少信心,跟人事實上擁有多少知識,顯然是兩回事。斯洛曼和芬恩巴赫認為,區分「知識信心」和「知識」,有助於抵抗我們自以為懂的種種偏誤,在各種議題上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斯洛曼和芬恩巴赫發現,逼迫自己進行詳細的因果說明(例如說明為什麼基改作物會對人體有害),能讓人更正確理解自身無知。你或許天天都用得到拉鍊,但你對拉鍊懂多少?認知科學家基爾(Frank Keil)和羅森布理特(Leon Rozenblit)讓受試者用分數自評「對拉鍊原理的理解程度」,他們發現,在要求受試者詳述拉鍊使用的步驟之後,他們自評的分數明顯下降。

有些事情你得試著自己說明一次,才會發現自己沒那麼懂。我天天用拉鍊,沒出問題,所以我對拉鍊怎麼運作,有很高的「知識信心」,但這不代表我真掌握了拉鍊的原理。

無知沒什麼大不了,說話小聲點就是

斯洛曼和芬恩巴赫發現,讓人察覺自己不如自己以為的懂得多,有助於軟化他們的政治立場,使他們在相關議題上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

在一些實驗裡,他們不但請受試者自評對於特定政策(例如限制碳排放)的理解程度,也請受試者自評對於政策的支持╱反對程度。斯洛曼和芬恩巴赫發現,在受試者被要求詳述政策可預期的因果影響之後,他們自評的「理解程度」和「支持╱反對程度」數字都變得更保守。當你發現你不真的懂,你就不會說得那麼理直氣壯,並願意為意見不同的人留些餘地。

不過,斯洛曼和芬恩巴赫也從實驗發現,如果我們不是要人詳述因果過程,而是要人提供支持自身目前立場的價值理由,就沒有軟化態度的效果了。他們用引用道德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裡「直覺先來,推理後到」的說法,來說明這種現象:人通常是先有情緒立場,才動用理性找理由來支持。人永遠都能為立場找到理由,反對同性婚姻是因為同性戀不正常、反對原住民升學優惠是因為人應該自己努力、反對台灣獨立是因為無人有權「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在這種情況下,諷刺地,越鼓勵人們動用理性,他們的既有立場可能會越堅定。

人之間的共識比你想得多

斯洛曼和芬恩巴赫認為,政治議題的劇烈爭議和僵局,有一大部分起因於倡議團體(包括政黨和政府自己)善於使用各種價值宣告來挑起人的情緒,鼓勵人進行粗糙的價值思考,來達成鞏固立場的效果。

作者們舉美國健保爭議為例:多數人應該會同意,大家的共識是讓人能以平實價格得到好的醫療服務,而該怎麼最大程度達成這目標,應該多半是關於事實的衡量;然而許多倡議者卻少進行事實討論,反而把重點放在粗糙的價值判斷上,例如質問「政府有沒有權利決定醫療?」

根據海德特的說法,人們擁有道德推理能力,並不是為了做有邏輯的道德思考,而是為了強化自己的論點,說服別人。有經驗的倡議者知道這件事,也知道怎麼利用這些傾向來推行倡議。

這些事情的後果就在我們眼前。隨著時間過去,難以找到共識的政治爭論越來越多。要脫離政治僵局、取得進展,斯洛曼和芬恩巴赫建議我們鼓勵大家對自己進行「因果探問」(我支持╱反對的政策會有哪些預期的結果?為什麼會有?),而不是「價值探問」(我為什麼支持╱反對該政策?)。

我同意斯洛曼和芬恩巴赫的建議有助於發現一些被過去的極化給埋沒的潛在共識。事實上我相信這種「因為了解自己的因果判斷缺乏基礎,而在價值立場上更開放」的現象一直在發生。例如我們偶爾可以聽到新聞說,外國通過同性婚姻之後,國內的反同聲浪開始舒緩,而不是越演越烈。為什麼同性婚姻通過之後,反同人士沒有更劇烈抗爭?因為他們發現他們擔ㄏㄨㄢˋ心ㄒ一ㄤˇ的那些事情沒出現。

我們註定沒本事進行價值討論嗎?

關於人進行價值判斷和討論的潛力,我比作者們樂觀。根據斯洛曼和芬恩巴赫的觀察,被追問相關的因果判斷,能讓人自我反省,發現無知,因此軟化立場,不過被追問支持自身立場的價值理由,就沒有這種效果。即便這是出於海德特推論的「直覺先來,理性後到」傾向,也不代表它無法矯正。

被追問因果判斷的基礎能讓我們虛心,是因為我們知道怎樣的因果說明算是好說明,所以知道自己目前所知還無法湊出足夠好說明:你對好說明有概念,才知道自己無知。然而,關於價值的說明,怎樣算是好說明?顯然不會是「同性婚姻不該通過,因為同性戀不正常」或「學生應該穿制服,因為那就是學生的本分」。

人的立場不會因為被追問支持自身立場的理由而軟化,或許是因為我們對於價值思考不熟悉,不知道怎樣的價值說明是好說明。我相信,這也是哲學訓練可以幫上忙的地方,下面這些文章演示了用哲學討論價值問題的一些方式,大家可以參考:

  1. 「做功德」有什麼問題?從道德勒索和失控的同理心切入
  2. 啊嘶~少年仔,要不要來點自由主義啊~
  3. 若有同性專法自助餐,值得吃嗎?
  4. 你覺得不該忍──但容忍其實很有用

※感謝蔡昕庭閱讀本文初稿並提供諮詢建議。

NOTE

  1. ennan, Jason. 2018《反民主》聯經。劉維人譯。p.68。
※專欄內容為作家個人創作,不代表本站立場

知識到底怎麼用:

  1. 【朱家安不要偷懶了】「科學素養」並不是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而是⋯⋯?
  2. 【GENE思書軒】擁有更多知識,究竟能不能拯救世界?《謝謝你遲到了》
  3. 「我要成為擁有多元知識、可以用創意替大家解決問題的人。」──專訪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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