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台北漂流】張耀升：北緯25度愛與死

發表於 2016-04-272016-08-02By 張耀升每月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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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升

小說家及影像創作者，小說曾獲時報文學獎，影像作品曾入圍台北電影節等國內外影展，也偶爾在台灣電影中客串演員。

文／張耀升

2010 年 8 月到 2015 年 10 月，我與張必魯在台北度過五年，那是我此生最短也最長的一段時光。

2010 年，遭逢人生低潮而落入一個不適切的職場環境的我，有幸從鬥爭中退出。那天下午，我帶著張必魯繞著台中的科博館散步，在館前路的轉角，我蹲下來看著他，問他：「我們離開台中，到台北好不好？」他不知我的心事，對著我張大眼睛，把舌頭掛在嘴邊，咧嘴大笑。

那就算是答應了喔。我說，他依舊不停地笑。

一位大學時期便從南投奔向台北發展的同行在多年前曾勸我離開台中，他說台北機會多，也說待在台中容易遭受錯誤的對待，畢竟那是個創作者相對少的地方。他說，你容易被當成異類，而異類始終是辛苦的，你是人們眼中的外星人，想想看吧，就算一艘飛碟載著愛滋疫苗來到地球，地球人看到飛碟的第一個反應也是發射飛彈，別以為身為異類可以獨善其身，就算你是個善良的異類，也難逃群眾的追打。

他的言論使我誤以為台北是像紐約那般可以容納一切怪咖的自由之都，於是，2010 年 8 月，我帶著張必魯搬到汐止，通車在台北市邊陲上班。

貨車將我與張必魯一起載到汐止的那天，是天朗雲清的八月下午。搬家勞累且瑣碎，堆積在客廳內的滿地紙箱來不及打開整理，那天便已結束。張必魯看著陌生的環境，有些緊張疑惑，一度趴在陽台上看著社區外夕陽下河面上的一片波光淋漓，那與他在台中散步時經過的被稱為溪但其實只是大排水溝的水面不同，一切都在流動，恍然有生命力。

那天晚上，適應不了新環境的他爬上我的床，把頭靠在我手臂上，背對我躺下，頭往後仰，將他後腦杓的金色毛髮往我臉上蹭。他略微側身看了我一眼，接著伸展四肢，嘆了一口長長的氣，把鬆軟的身體往我懷裡靠。如同過去三年，每天夜裡，我感覺到這世界上有另一個生命依賴著我，僅僅只是靠在一起，生活的苦便被隔絕在外。

張必魯，是我的黃金獵犬，我與他相依為命，精確地說，是我依賴著他。我面對職場鬥爭沒有起挾怨報復不是因為我念佛修養好，而是每天回家一開門，張必魯對我燦笑。他不在意我在外面有何遭遇，他不在意我心裡留下什麼陰影，他只是對我笑，與昨天前天一樣的笑，提醒我，我在他心中仍然是昨天前天的我。

往往就在那一瞬間，外面的塵埃從我身上落下。他撲向我，讓我牽著他到附近的公園散步，我就澄澈而乾淨，回復原廠設定。

到汐止的第一天夜裡，張必魯依偎在我懷裡睡著後，濕氣從牆上、地板、天花板湧出，窗外緊接著下起雨。來自台中的我不適應這種沈重悶厚的空氣壓迫感，隱隱覺得不安而失眠了一整晚。張必魯與我不同，他靠著我便能安心，我在黑夜中聽著雨聲莫名心慌，他柔順如他一身的金毛，在我懷中閃亮沈穩如波光。

曾經困頓的人要走出谷底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台北的第一天上班，辦公室小主管將我的座位安排在大門入口邊，一塊架在兩個鐵櫃上的木板充當辦公桌，進出來往的人時常撞到我椅背。可我已不是小朋友，也剛歷經過前一份工作的職場惡鬥，從辦公室小主管笑著露出暴牙介紹座位的眼神，與「剛好」從旁經過的女同事的悶哼，我就讀出空氣裡的惡意。

轉念來想，是台中的職場惡鬥給我養分，才能讓我在台北的辦公室裡第一眼就判斷出這個小主管是顆笨瓜，真正的權謀份子是這個並無實權的女同事。

曾有一段時期，這個女同事對我來說，等同台北的陰暗面。她主動發起辦公室團購，研究最新奇、最好吃、最流行的玩物、零食、咖啡，要大家傳閱團購單下單後繳錢給她，由她代購並將贈品分送給大家，但也藉此舉旗號召成為地下領袖，在工作會議上以異於常人的刻薄發言羞辱特定對象，大部分沒被她鎖定的同事出於恐懼而附勢討好她，一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勢，完全凌駕小主管之上。

為了對抗這樣的暗面形象，我找上一位前輩女作家深談，她看著我的紫微斗數命盤，建議我離開這個工作。「離開之後，你大有可為，但是繼續待下去，你就會慢慢變得跟他們一樣了。」她這麼說。

那是初到台北的我所遭遇的最溫暖的對待，相較於台中的長輩朋友只會勸我放棄創作，找份安穩的工作「好好當個正常人」，這位前輩女作家要我安心，她說認真的創作在台北是會被看見的，你看看你的命盤，這裡，遇祿名顯揚，不要放棄。

可霸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就算我把前輩的溫暖言語放在心裡，當我回到職場，面對迎面而來的集體惡意，為求自保而心裡起了警戒，暗自緊握雙拳將注意力鎖定前方，不由得忘了世界並不是只有前方三公尺，還有旁邊，還有背後，大可轉身離開，不讓自己成為暴力的另一方。

是張必魯的眼神提醒我這件事，他走向我，將頭靠在我大腿上，睜大雙眼望著我，像是在說：「別這樣，這不是我知道的你，你來台北是為了拍電影，不是來職場鬥爭，記得嗎？」

記得，於是暗自盤算離職。

我拿出之前在日本寫的長篇小說初稿，每天傍晚下班後吃飯洗澡遛狗便開始熬夜修改小說至早上四點，糊裡糊塗地昏睡至早上七點，趕緊起床刷牙洗臉遛狗再飛奔到公司上班。

每一個晚上，我都被寫作的挫敗感擊垮，想起自己並不是那麼喜歡寫作，那何不關了電腦放棄算了？去睡覺吧！隔天再去上班吧！讓自己麻木一點，假裝沒感覺到職場惡意，就一天過一天去了。或者你真要離職就離職，與出版小說何干？你只是自尊心作祟，想證明自己的才華，不希望看起來像是夾著尾巴落荒而逃而已吧！

每一個晚上，當我起身準備關掉電腦，張必魯也會突然從我腳邊抬起頭望著我，他警戒地睡著，把身體的一部份靠著我。他陪著我，陪著我與自我掙扎，就連我打算放棄的一瞬間，他也立即醒來看著我。

像是在說：「沒關係，不管怎麼我都會一直陪著你。」

於是，我坐下，重新打開 WORD 檔，也打開一瓶雞精，或幾片人蔘，或幾顆靈芝膠囊與維他命B，一鍵一鍵敲打至清晨，每天只睡三小時，半年後完稿。

稿子交給出版社的那天，我順勢提出辭呈，也攤開地圖，選擇搬到離汐止最遠的淡水。

離開那個工作，我才能在遠方分析那個職場惡鬥的全貌。那個工作內容輕鬆到幾乎等於養老，但不高的薪水在台北的房租物價之下僅能維持基本生活。養老般的懶散工作環境如流沙咬住員工雙腳，另方面也日日磨蝕競爭力，人人都知曉但不敢承認自己在此之外已沒有容身之處。那怎麼辦？沒有實績的工作無法證明自己的優秀，但又必須避免被淘汰，那只好證明有人比我爛。於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人最跋扈，帶頭叫囂刷存在感順便喚起他人不安，齊心合力，分散鬥爭的罪惡感，以「為了辦公室好」等理由正當化手段，日日上演《甄嬛傳》的宮廷內鬥，只因他們與《甄嬛傳》的嬪妃一樣，並沒有實際的工作內容可供表現。

在淡水生活的兩年，是張必魯最快樂的時光，他有一窗的海景與月光。第一次帶他到海邊，他看著海浪，好奇又恐懼，一下子往前跑又一下子退回來，張大眼睛想弄清楚到底是誰在遠方使弄這波水花。

淡水是個建商過度開發的空城，在這個入住率過低的社區，我能放開牽繩任他在中庭奔跑，他跑到氣喘噓噓露出舌頭還不忘轉頭確認我的位置，接著從遠方一股腦衝過來撲向我，忘了自己是隻大狗，拼命想往我懷裡蹭。

但是淡水並不是一個適合工作的地方，當我必須頻繁與同業開會，而淡水過遠的車程不斷成為我行事曆上的斷裂與空白，我再次在張必魯面前蹲下來，跟他說：「我們搬到台北市好不好？住在市中心，我的工作會方便許多，可以賺比較多錢讓你吃得很開心，好不好？」

張必魯一樣是睜大眼睛把舌頭掛在嘴邊咧嘴笑。那就是答應了？我問。他依舊看著我笑。

住到市中心，我才對「天龍人」有了深刻的體會。一開始是左右鄰居對張必魯的異樣眼光。會咬人嗎？不會。但有人露出嫌惡的表情，說抱歉我不跟你們搭電梯。一個老人摸著張必魯的金毛，說好漂亮喔照顧得好好都沒有味道，接著便去跟房東告狀說張必魯的體味使他在電梯中無法呼吸。目睹我拿著保特瓶裝的消毒水與塑膠袋，在張必魯下樓上廁所時清掉大小便的婦女，攔著我說喂中庭那一堆狗屎都是你家的狗拉的對吧！

簡而言之，是極度擴張的自我意識，以我為尊且時時刻刻檢驗別人是否侵犯到自己任何一種幽微至簡直不存在的權益。例如嚴厲檢驗低下階層的工作是否「盡責」，那是我至今依舊很不願意見到的場面。來自鄉下的我知道自己的親朋好友沒有一技之長與家世背景，很有可能也是餐廳裡的服務生，或是宅配送貨員，他們的生活已經有數不盡的苦，為了養家而掩蓋這些苦為我們服務，於是我們這些來自台北以外的鄉下人不會在服務生態度不夠完美時責罵或填寫意見表，不會在宅配送貨員零錢不夠時認定他是故意想騙錢。

有一次，我在樓下目睹工人更換過期滅火器，一位婦人急忙奔跑過來拿起手機拍照，嚷著說你們這樣拆東西又裝東西，破壞我們建築結構，有提出申請嗎？有公文嗎？有跟里長通報嗎？你們這是侵權行為，我已經全部拍照存證，你們主管是誰？哪個單位？現在叫你們主管過來。

張必魯是敏感的，他知道每次下樓遛狗都是挑戰，他沒有在淡水時那麼開心奔放，他豎起耳朵挺著身體走路，提防各類自我擴張過度的天龍人，尤其是那種，典型的，我一眼便可辨識，會高舉著手，不懷好意跑過來卻又自己跌倒的小孩，以及跟在他們後面過來找碴說張必魯撲倒他們小孩的父母。

我們最安全的範圍限縮到房子裡，但沒關係，我們擁有彼此就好，我再努力一點，賺多一點錢，可以帶你去住大一點的房子，選比較不那麼自我自私的鄰居，好不好？張必魯依舊對著我笑。那就當你答應了喔。

為了張必魯的大房子，我不只寫商業劇本，也配合經紀公司口中聽來詭異的「商業路線」，拋棄自己對戲劇的專業判斷，暫時切斷理性邏輯，眼見自己的原著被僅拍過一部短片的新導演瞎改仍勉強配合，直到監製出聲阻止，說這樣胡搞根本已經不是張耀升的原著，更不像張耀升寫的，但那股氣早已在我心中悶成一個鬰結。

沒關係，我還有張必魯，只要回家抱著他就好了，只要他還在我身邊，外面世界的塵埃就會從我身上散落，很難受也沒關係，我還是張必魯眼中的我，那就足夠讓我復原。

2015 年 9 月，在我著手準備公視人生劇展《托比的最後一個早晨》的拍攝時，我發現躺在旁邊的張必魯呼吸比以往急促，我帶他看了獸醫，除了發燒之外，抽血檢查也發現紅血球過低，隔天，我準備帶他前往設備比較精良的動物醫院，出門前，他撲到我身上，不斷舔我的臉。

好啦，不要怕不要撒嬌，我們到大醫院好好檢查，不管多少錢我都不怕。我不怕你也不要怕，等你病好了，我帶你回你最喜歡的淡水玩，或是你最想念的台中，好不好？

張必魯還是不停舔著我的臉，直到我強把繩圈套在他脖子上，帶他出門。

但是，他沒有回來。

X光片中，他的肺部一片雪花，嚴重肺炎的他住進氧氣室，在每天都超過一萬塊的住院及檢驗醫藥費中，一度好轉但又無法達到出院回家的標準。影片開拍在即，我只能早晚拜藥師佛祈求張必魯病情好轉，並在一個又一個的會議空檔往動物醫院跑。

趕快好起來，趕快跟我回家好嗎？他沒有對我笑，反而低頭避開我的眼神。

2015年，10月3日凌晨，就在我的影片開拍前一週，我在滿滿一整天的會議後趕到動物醫院，張必魯的呼吸太急，無法吃下我替他準備的炒蛋，我握著他的手，發現點滴注射已經讓他的手水腫，他沒有平常看到我的興奮，而是疲憊無力靠在籠子裡，我抬起他的頭，與他四目相對，叫著他的名字，他的眼神渙散不若以往，我直視他的雙眼，不斷叫他的名字。

必魯，我來看你了，你趕快好起來，跟我回家。

一遍又一遍，他的眼神終於凝聚，直到我確定他認出我來，然後一秒兩秒三秒，他從欣喜到頹喪，眼神再度渙散瞳孔放大，在終於等到我來之後，與我告別。

張必魯，不可以這樣，要好起來跟我回家好嗎？

他依舊張大眼睛，舌頭垂在嘴巴外，彷彿咧嘴對我笑，但是這不再是答應，而是告別。

從六年前來到台北到現在，我知道台北是一個不適合我的城市，台北太浮躁太自私，連楊德昌這樣的天才都在每一部電影中描寫台北帶給他的傷害，我並沒有比其他從外地漂流至台北的人堅強，只是依賴著張必魯對我的愛而維持內心的價值。

張必魯離開後，我的戲進入拍攝期，我沒有顯露悲傷，也沒有讓其他工作人員知道，甚至到今天，知道我與張必魯緣分已盡的人依舊不多，只因我身在台北，知道台北是一個怎樣的城市，知道不用花太多時間陳述一種沒有算計得失的愛，尤其可能換來一句「再養一隻不就好了」的冷酷建議，或是看見口頭表示理解但面露「不過是一隻狗」的表情。

我時常替張必魯誦經，並祈求菩薩帶領他解脫生死輪迴之苦，希望他不要再回到這個五濁惡世。他的善良美好遠在人類之上，他曾經不斷提醒一個過於出離心的人類，讓這個人類知道人世間存在著如張必魯一般純真美好的靈魂，儘管很短暫，卻是我在北緯二十五度的這個瘖黑的城市如死一般深刻的愛，以及如愛一般無力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