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家出版社的作業方式不同,編輯得面對的書籍也不同,有的時候編輯會自己參與版權選購、談判議價、編輯自己選定的書,有的時候編輯要編的書是公司分派的──編輯百百款,要編的書萬萬種,編輯的文字底子越好,越能保證編好的內容品質,興趣越廣,越能找到合適的包裝方式。 畢竟,雖說每本書的「生身父母」或許該算是作者,但真正把一份文字檔案變成「書」的,其實是編輯;在芸芸書海裡像尋找情人一樣尋找「The 完整文章
文/張耀升 「那段沒有人有興趣提起的年代,其實決定了台灣目前的命運,但是我相信它是在種很特殊的氣氛狀況下面被刻意忽略,並不代表那個時代的空白,或是我們對當時事情的健忘。」 這段話是楊德昌受訪時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背景,1960年代,所下的註腳,同樣的,也等同是楊德昌對自我創作宣言:他的創作不只是影像的表現手法,而是要透過影像創作,去逼近一個新舊衝突下被抹去的、空白的聲音。完整文章
文/張耀升 相較於修復版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還有另外一部數位修復作品,那便是數年前中影修復計畫的《恐怖份子》。 這部將近30年前的作品,至今仍然毫無過時感,且意義至今仍有重新詮釋的空間,尤其《恐怖份子》中的聲部與影部,幾乎可作為分析與創作的示範教材。完整文章
文/扎克.伊博黑姆、傑夫.蓋爾斯 1990年11月5日 紐澤西州‧克利夫賽德公園 媽媽從床上把我搖醒:「出事了。」她說。 我七歲,是個穿著忍者龜睡衣的胖小子。對我來說,在天還沒亮就被叫起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己經很習慣了。可是只有爸爸才會這樣做,而且是為了叫我起來、跪在我那條有著清真寺尖塔的小毛毯上禱告。媽媽從來沒有天沒亮就喊我過。 完整文章